北门示意图
上世纪20年代的中街。
年绘制的沈阳地图，可以看到清晰的边墙(外圆)。
年间，沈阳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东上世纪20年代的沈阳内治门。
南上世纪20年代的沈阳德盛门。
西上世纪30年代的外攘门。
北年的福胜门。
摄于年的东北角楼。
摄于年的铜行胡同。
核心提示
沈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外圆内方”是区别其他城市最显著的特征。这一特征，清代人受技术所限，只能以示意图表现。结合史料，沈阳测绘研究院专家绘制出沈阳边墙——“外圆”的准确位置。记者采访相关专家，就沈阳城的“外圆内方”进行解读。
采访中，沈阳建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伯超告诉记者，沈阳古城的显著特征是“外圆内方”。
沈阳城市史研究专家、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志强则告诉记者，沈阳古城的内城和外郭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即今天兴隆大家庭路南的中心庙。中心庙为明代建筑，位于明代古城“十”字街道交叉口的东北。它也是明清时期沈阳古城的中心，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共同的中心，修建“内方”和“外圆”就不至于错位了。
仔细观看地图就会发现，沈阳“外圆”不是标准的圆形。张志强说，由于地形地貌等原因，沈阳古城的外郭是椭圆形状的，东西方向稍微短一点，南北方向稍微长一点，而且四个方向也不是对称的，东面的边墙直一些，西面的边墙则外凸，北面小北边门处又向内凹陷。
清史研究专家佟悦说，史料中并没有记载边墙为何呈圆形。由于内城是方形、外城是圆形，后人对当初的规划产生很多猜想。其中最有影响的说法，认为取意“郭圆像天、城方像地”，是中国古代“天圆地方”观念在城市设计上的体现。
据史料记载，在皇太极时期，由于城内人口增多及防火的需要，曾有修筑沈阳城外墙的计划，但随着清廷入关，沈阳城内人口锐减，此计划未实施。康熙年间，沈阳外来人口增多，城外已有不少住户，康熙觉得散乱、不合陪都规制，遂决议兴修盛京外城。
沈阳边墙为土筑，五尺高，规格并不高。之所以修成圆形，佟悦认为可能是这样修筑比较方便，若修成方形，四角建角楼，费工费力较大，且一旦按方形边墙操作，东面有小河沿，边墙按规划就会在水上经过，会给施工带来诸多麻烦。
据陈伯超介绍，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清代沈阳城内方外圆的形制受藏传佛教曼陀罗(坛城)的影响。曼陀罗，为佛教密宗修法时的坛场，其基本形制为内方坛，外圆，四角置四塔。清代沈阳城与曼陀罗的布局极为相似，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建有四塔寺的城市，也仅有沈阳一个。
虽然沈阳方城、外城和四塔寺不是同一时间建造的，但一些学者认为，清初皇室信奉喇嘛教，来自西藏的高僧喇嘛可能是清初沈阳城的设计者，皇太极建沈阳城时应有一个包括外城和四塔寺在内的整体布局规划，顺治和康熙是依据此前的规划对四塔寺和外城进行补建。
沈阳古城的内城位于今天的东顺城街、西顺城街、南顺城路、北顺城路之内，如今人们可以通过这四条街路确定方城的位置，但当年的外城边墙在哪里，对应着今天的哪些地段，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据张志强考证，沈阳外城边墙的西北段就是今天的惠工街至小北边门凹下来到联合路，再到沈吉铁路北线。史料记载，在年至年间，城市建设时分别拆除了北边和东边边墙。
东边的边墙对应着今天的东边城街，沿管城一街、管城二街接万莲街，再经科学家花园住宅区到达万柳塘公园的北侧与西滨河路连通，由顺通路接杏林街，即青年大街东邻的那条街与惠工街接通。边墙与今天街路的对应大致如此。
沈阳外城边墙在年被全部拆除。陈伯超认为，外城边墙存在了年，是沈阳古城的历史。可以制作一些标识，让人们知道外城的位置和走向。
沈阳勘察测绘研究院工作人员在制图时发现，年和年的沈阳地图精度很高，大多能和现在沈阳地图上的街路对应。他们在此基础上，与现在地图进行叠加，手绘出《盛京古城八门八关示意图》，这是目前唯一由专业测绘队伍制作的沈阳边墙地图。
解读
“八门八关”
“在成为都城之前，沈阳至少已有四次筑城史。”沈阳建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伯超告诉记者，第一次是在汉代建立了候城。第二次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此建立了沈州。第三次筑城是在元代。第四次筑城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年)，将元代的土城墙变成砖墙，规模做了扩大，城内衙署、商店、仓驿、作坊一应俱全。前四次筑城，城址临近，基本是军城，属中小城市规格。
后金天命十年(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在城市北门附近修了自己的汗宫，在“十”字路交叉口的东南建造了大政殿和十王亭。
第五次大规模筑城从皇太极开始。天聪五年(年)起重修城垣，新筑城墙周长9里步，比明代旧城长出步；增修瓮城、敌台、角楼，改四座城门为八座城门，在每面城墙的1/3处新开两座城门，封堵原城门变作城墙；改城内“十”字街路为“井”字街路，每条街路连接两座城门；在大政殿、十王亭西侧建造新皇宫，与“前朝后寝”制度对接；在“井”字街路两侧设官府衙署，初步形成帝都布局。
据沈阳城市史研究专家、辽宁社科院研究员张志强介绍，当时筑城所需条石，多由辽阳、抚顺等地的山地开采、打磨，经人抬、车运，或打地滚、冰道滑运至沈阳的，施工数年间就地取土和烧窑。由于工程量巨大，皇太极下令征召7万人(多为汉人)施工，并把建城作为官员赎罪的一项措施。比如副将佟三因擅离职守，被罚造官房57间，筑角楼、敌台各一座。当时新开八座城门的工程紧急，皇太极下令冬季施工，结果八门塌倒的事件时有发生。天聪八年(年)，重修的沈阳城焕然一新，取代辽阳成为东北第一大城市，皇太极对改建后的城市非常满意，于当年四月初九改沈阳城为“天眷盛京”，简称盛京，其意为盛大、兴盛的京都。
清康熙十九年(年)，康熙帝下旨，在盛京方城之外修筑平面形状近乎圆形的土筑城墙，称之为边墙。边墙高7.5尺，周长32里48步，城市的范围由此扩展了约6倍。边墙开设八个边门，与方城的八门相对，并按照方城八门的俗称命名。比如抚近门俗称大东门，它对应的边门就叫“大东边门”，内治门俗称小东门，它对应的边门就叫“小东边门”，其余以此类推，这种叫法传开后，抚近门、内治门等正式的名称反而很少使用了，而城门名字中的“大”“小”，不是指城门的规格有大小之别，只是为了区别和记忆方便而起。8座边门与对应的城门均有街路相连。由于边墙远长于方城城墙，每侧两个边门的距离大于每侧两个城门的间距，因而城门向边门延伸的道路就不是平行的，而是呈放射状的。张志强介绍说，清代的沈阳城按照八旗驻防的惯例，把内城墙到外城墙之间的地块，均等地分割成8个区域，这8个区域就像两边都有封堵的一个箱子，就叫“关厢”，简称为“关”。8个关厢是以城门为中心进行划分的，如大东门至大东边门及街路两侧的区域被称为大东关，小东门至小东边门及街路两侧的区域被称为小东关，其他六关亦然。整个内外城共设八门八关，于是八门八关就成为沈阳城独具特色的历史区域地名。
第九门在哪里
皇太极重建沈阳城时，将城门由四座变为八座，原有城门被拆除改为城墙，但清朝为什么设有“九门提督”一职呢？第九门又在哪里呢？
原来，为防范蒙古兀良哈三卫的入侵和女真人的进攻，明朝守将将沈阳城的北门一再加固，城门坚固复杂，易守难攻，两侧券洞可以屯兵，城门上安置重炮。在努尔哈赤攻破沈阳城时，北门并非突破口，因而得以完整保存。后金迁都沈阳后，北门成为努尔哈赤专用的大汗门，称为“第九门”，管理全城警戒的九门提督就驻在这里。清朝迁都北京后，九门便弃而不用了，康熙初年，北门被用砖石封堵包砌，后人对其内在结构无从知晓，又因阴暗潮湿，蝎虫滋生，民间围绕九门杜撰了许多蝎子精、蜘蛛精的荒诞离奇传说。
“吹城”——沈阳城头的独特风景
在清代，旗人(男丁)一出生就被记入人头簿，逐级上报到户部，每年要发给“人丁银”，即在每年二月初一到十五、八月十五到三十发放钱粮。旗人要到城里各旗的办事机构领取。
当年通知领取钱粮的方式很特别，不发布告也不派人转告，而是通过8个城门和4个角楼同时吹响螺号的方式告知，这被称作“吹城”，是当时沈阳城独特的风景。螺号手共12人，在春秋两季发放钱粮的时段里，每天早晨和晚上登上城楼或角楼，分三次吹响螺号，每吹响一次后，吹螺人还要喊上一句：“发放钱粮喽！”
螺号手是八旗军中有战功或有威望的人，且可以世袭，对于承袭螺号手的人，不再考核战功，但必须品行端正，没有劣迹，这使螺号手很有地位，也有动力将螺声吹得尽量响亮些。悠长的螺声由城里传到城外。满族(多居住在砖城内)、在旗的汉族(多居住在砖城以外)和蒙古族、锡伯族人家听到螺号声之后就准备动身了。他们赶着牛车，骑着毛驴，推着手推车，挑着担子，从四面八方赶往金银库、通济仓去领取钱粮。这是旗民一年之中最为风光的日子，这是展示他们身份的时段。领取钱粮后，他们往往要逛各个商家店铺，购买所需要的各种日用品，整个城里热闹得如同过年。清末文人缪润绂在《沈阳百咏》中曾有描绘：“十二城头雁阵遥，吹螺人又上今朝。边声直挟风声涌，早晚分明两度潮。”
关于沈阳古城西边墙的走向，有研究者认为，西边墙位于今天青年大街的位置，但张志强查阅史料并实际考证后认为，开辟青年大街的时候并没有拆边墙，边墙应该在现在的杏林街上。因此，工作人员绘图时在此处画有两条边墙。
典型的汉式王城兼具满藏风格
沈阳古城的外郭即是边墙，虽是康熙年间修建，但可能在皇太极时期就开始筹划了。
据档案记载，天聪七年(年)正白旗隐士甄应元曾上书皇太极“无关不成城”“速修关墙可也。包裹城，缓事也。”第二年，他又上书强调外城工程较简，易行，砖城的工程艰巨，当缓，这样就不会影响耕种了。有专家认为，当时沈阳方城工程由八旗各县分段监制，且皇太极时期已经讨论修筑边墙事宜，甚至可能已在局部动工了。
陈伯超表示，清朝是少数民族所建，作为都城的沈阳不可避免要带有满族文化的色彩，比如“井”字街把沈阳城分成九个区域，呈九宫格状，占据中心位置的一格为皇宫，其他八格分别由八旗中的一旗驻守、居住，这是以前中国都城中从来没有的现象。
“清代沈阳城的建设也受到藏族文化的影响，比如皇宫建筑的某些造型。皇太极曾请西藏僧人在沈阳建造东西南北四塔四寺，表达护卫城市平安祥顺，也有为当时患病在身的皇太极祈福之意。”陈伯超说，“但清代的沈阳城更是一座典型的汉式王城，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周礼·考工记》。”
《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早、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著作，所载的王城规则制度，对历朝历代的大都市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历朝历代的都城在建设中都尽量去符合《周礼·考工记》标准，但做到完全符合标准的一个也没有。沈阳古城是比较接近《周礼·考工记》标准的一个。”陈伯超说。
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要求，方形城市、棋盘式格局、宫殿居中都是基本前提，沈阳古城都做到了。《周礼·考工记》还对城市布局做出要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意思是说，王宫的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前面是布置朝政之所，后面是市场。
天聪八年，皇太极于大东门外五里处建太庙，太庙是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家庙。第二年，皇太极从蒙古部族手中得到传国玉玺，称帝条件已经成熟，便于当年在大南门外五里处建造天坛。天聪十年(年)皇太极称帝的一项仪式即是拜祭天坛。雍正十一年(年)，社稷坛于小南门外西南隅建成，乾隆四十三年(年)，乾隆帝将太庙迁至皇宫门前的东侧，更加符合“左祖右社”的体例。
至于“面朝后市”，清代的沈阳城也极为契合。天聪五年，皇太极于皇宫南侧设置理藩院和都察院，又分派吏部、户部、礼部在东南侧，兵部、刑部、工部在西南侧。据佟悦介绍，清代官署大部分建在沈阳城的南半部，南半区带有官房性质的房屋千余间，而普通居民住宅和商业建筑则很少位于这个区域。在皇宫的北部是四平街，取四季平安之意，因其处于城市的中央地带，又名中街，这里在清代初期即被辟为商业区，此后一直是沈阳城最繁华的商市地带。
“当然，清代沈阳城也有不符合《周礼·考工记》要求之处，《周礼·考工记》提出在每面城墙开辟3座城门，共开12座城门，以沈阳当时的情况而言，没必要也没力量这么做。”陈伯超说。
堂子里的无头将军
堂子是满族的家族祠堂，是祭祀祖先和天神的地方，建在皇宫的东边。据《清史稿》记载，清初努尔哈赤、皇太极每逢出征、遣将、凯旋等重大军事行动，都要拜堂子，以求上天保佑。
堂子内的祭祀礼仪隆重而繁琐，努尔哈赤在世时一般亲自主祭，有时会轻车简从，只带几个侍卫进入堂子祭拜。堂子属于百姓禁地，除了皇室成员和八旗亲贵，普通百姓不得靠近。关于堂子的由来和供奉对象，几百年间众说纷纭，堂子院内西南部有座邓大人庙，更引来人们的猜测。
相传，努尔哈赤有次偷越边境去侦察敌情，被明军俘获，押至明朝总兵邓子龙处，当邓子龙得知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爷爷被明军误杀的身世后，以礼相待并将其秘密送回。努尔哈赤深感此恩，便在修建堂子时，特令在院子里盖一座邓大人庙，进行祭祀。
清军入关后，在北京修建了一座更加壮观的堂子，清末的老太监信修明曾随驾进去过。他生前谈到里面的情况，对揭开谜底或能有所助益。
信修明说：“堂子者，乃清帝祭祖之另一处也，与太庙并重。然太庙因汉礼而定，堂子纯用满洲礼俗，祭时以夜，不能用灯，祭文用满洲语。闻殿上奉一无头将军，每元旦，皇上亲谒行礼，为无头将军换顶巾。将军即无头，顶上盖一红绸布，一年换一次，必皇上亲手撤换。据传将军姓邓，其名不详，明朝衣冠。”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所谓的无头将军就应是明朝的总兵邓子龙。
“铜心铁胆”有讲究
铜行胡同位于中街路南，之所以设在这里，是有讲究的。清初，皇太极为壮国威，把制作铜器的作坊集中安置在内城中心，把铁器生产作坊安置在古城四周，寓意为“铜心铁胆”。由于地理位置好，铜器的生意很好，产品种类繁多。
当时铜行胡同最有代表性的产品是铜锣，因音色纯正、工艺精湛而驰名全国，又因产自奉天，故称奉锣。据研究专家齐守成介绍，奉锣的首创人叫堵全山(-年)，原籍河北省抚宁县，17岁时来到沈阳中街铜行胡同，在富发成响铜铺学做铜器手艺。他勤奋好学，为人老实本分，不久便掌握了铜器制作技术。但他当时所在铜铺的产品因工艺不精、音色不佳，在市场滞销，铜铺面临倒闭。
堵全山没有被吓倒，而是下苦功夫，认真探究当时的畅销产品苏锣、京镲的特点，大胆改进工艺，反复试验，在年终于研制出独具特色的新铜锣。这种锣形小体轻，调门高，有开锤定音的绝佳效果，还能使文戏、武戏在锣的音调上出现明显差别，从而提高了演奏技巧，推动打击乐的发展，受到戏剧界的青睐。
北京的广信号、天津的永福庆合等国内著名铜器商号，纷纷来沈阳铜行订货，奉锣一时间畅销全国。
地图由沈阳市勘察测绘研究院编制审图号：辽AS()5号
(来源: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