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这本书，自汉代以来一直被视为周代礼制的记录。书中有两节特别提到玉礼器，《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园。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壁。““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学者们从汉代开始就热心地研究《周礼》，并写了许多解释《周礼》的注释文章或著作。公元年北宋王朝刚刚创立，百废待兴，恢复过去的传统礼乐，自是急不容缓的事。《周礼》、《仪礼》和《礼记》三本书成为了重建古代礼仪服饰用器的基础。负责这项任务的大臣聂崇义，很快就发现在经过一千年之后，《周礼》的意义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各个时期的学者对书的内容有不同的解释。周礼中提到的“六器”，在宋之前几个朝代已不再使用了。玉礼器的名字一壁、琮、圭、璋、琥和璜，除了“琥”之外，不能从文字上揣度这些玉器的形状和形制。即使如此，聂崇义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编制了《三礼图》，厘定了“六瑞”和“六器”的形制。但聂崇义的考据并不完全正确。直到年，清代学者吴大瀓的《古玉图考》出版后，“六器”的形状才得以确定。十分巧合的是，20世纪初科学考古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古文物学者将考古学的力量参与到玉器研究中，为玉礼器的使用和鉴别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图景画面。下面我们分别将每个器形的玉器主要功能和背景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玉器中玉璧是“六器”中最古老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璧的形制像块圆板，中央有一圆孔。在古书记载中，中间的圆孔被称为“好”，璧身被称为“肉”，璧身的尺寸比孔大，称作“肉倍好”。璧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那时第一个王朝夏朝还未开始。玉璧的使用，比《周礼》的编写早了两千年。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间，生活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即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的人们，生产了数量惊人的精美玉器。这个史前文化今天被称作“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墓葬中挖掘出玉斧、玉刀、镶嵌器和佩饰，而数量最丰富的首推璧和琮。良渚文化玉璧，大小厚薄不尽相同，做工有粗有细，中心圆孔的直径与璧身圆周，两者之间没有统一的比例。有些玉璧的雕琢平整，厚度均匀，体积较大。有些璧则凹凸不平，打磨粗糙，也见不到完工前仔细整理的痕迹(如图2)。不同品质的玉璧，在棺材中摆放的位置也有区别。做工好的壁往往只有两三块，摆放于死者的腹部。而粗糙的璧数量很多，成堆地围绕着死者足部。摆放在死者腹部的玉壁，明显地比在足部的玉壁更重要。在良渚玉器上最常见的两种纹饰，是鸟纹和神兽纹。学者们大都同意它们象征了良渚人民的信仰。鸟纹大多数出现在璧上，但间中也能在琮上见到。神兽纹比鸟纹出现得更多，在琮、斧、镶嵌器和佩饰上都见得到，但从不见刻在壁上。所以那些在玉璧上刻划神兽纹的玉璧，要么是国宝级别的考古新发现，要么哈哈罢了。鸟纹又分两大类：立于祭坛上的鸟和飞鸟。前者多刻于璧的平面上，后者多刻在璧的外缘。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收藏的三块良渚玉璧，上面便刻有鸟立祭坛纹。英国国立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的璧，在整个外缘整齐而又对称地刻有四组回纹和两只展翅小鸟。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出，纹饰是用重复的小短线刻成的。由于璧上斑驳沁蚀的影响，纹饰看起来不是很明显。良渚玉器上鸟纹的意义，是全世界学者争论的焦点。目前较多学者普遍同意的是：鸟纹和太阳有关。中国神话中有天上十个太阳的传说，再而演变为太阳由赤鸟背负，到了汉代还以图画的形式把这一信念表达出来。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而良渚人居住于中国东部，说不定玉璧是良渚人太阳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具。假设良渚人真的用璧作为太阳崇拜的礼器，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推断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直到周代它稍有修改，璧被用来祭天而不是太阳。从《周礼》上我们得知璧还有另一个用途。它是君臣朝会时子爵和男爵手执的“瑞”器。考古学已经证实“谷玉璧”即是刻有谷纹的璧，而“蒲璧”是刻有蒲席(即草席)纹的璧，两者均有出土。与六器中其他五器相比，璧的争议最少。尽管我们无法证实璧的具体使用方法，但玉璧是周代礼器，现代学者在这一观点上没有什么分歧。直到汉代结束，璧仍然是帝王和诸侯死后的陪葬物，但东周和汉代的璧，很难判断是儒家的礼器还是道教的法器。由于中国的宗教从来都不互相排斥，所以玉璧可以是祭天之物，也可以是道教辟邪护身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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