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思想，非儒家莫属。中国文明史在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多年的发展，到了春秋末期，由思想家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就是儒家思想。
尽管当年孔圣人周游列国而未入秦，但是儒家思想真正发扬光大的地方却是关中的长安。儒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而独尊儒术的政令正是汉武帝从长安发往全国的。
三秦大地，自古就人杰地灵，多出饱学之士。西汉时期的杜陵人田何，就是一代儒家经学大师，孔子传五经至田何，田何又口授于扶风郡人马融，马融在扶风设绛帐传授经学，山东人郑玄前来拜师求学。至郑玄遂儒家的思想学问广达天下。
汉代以后，儒学的地位有所下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隋唐时期，尽管基本上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也渗透其中。
经历了唐末五代时期的大动荡，当时的文人士族阶层感到传统的儒学思想理论已不能继续担负起维护纲常名教、维系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任务。而佛家和道家思想崇尚出世，不讲入世，不适合社会政治的需要。而重新确立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价值体系，就需要对儒学进行再创造。
北宋时期，以儒学治国，中兴儒学的大任就落在了天下儒生的身上，而关中地区众儒家学子也未敢忘记儒家学统的传承。关中儒学的中兴之人当属华阴大儒申颜和候可，他们创立了“华山学派”，又称“华学”。
侯可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侯道济以学问闻名天下，他以儒学登科及第，生有一对儿女，老大便是侯可，老二是女儿侯氏。他们都继承了父亲侯道济的儒学家风。侯道济把女儿嫁给了河南的程珦，侯氏为程家生下了儿子程颐、程颢。此兄弟二人后来创立了“洛学”，成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
华阴大儒侯可的学术思想不仅对外甥程颐、程颢影响极大，也对关中地区的儒家学问的发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中的张载就深受影响。尽管现在没有史料证明张载和侯可之间的渊源，但是张载的学问来自申颜、侯可创立的“华学”是不争的事实。
张载正是在“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关学”。关学是中国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学派。从地域上来说，因张载是关中人，且长期在关中讲学，其弟子也多为关中人，所以称之为“关学”。从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关学不是关中之学，而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关中理学。
北宋时期，与关学并存的还有二程的“洛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当然，还有周敦颐的“濂学”，如果从思想体系上来说，周敦颐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但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儒学本体论，又是二程的老师，具有开创之功，后世便尊他的思想体系为“濂学”。纵观整个北宋时期，在新儒学运动上大有所成者，唯有关学和洛学。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的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先附和的就是吕氏兄弟中的吕大钧。随后，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入张载门下。
蓝田吕氏六兄弟，除一人早年夭亡外，其中四兄弟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其中吕大忠、吕大临、吕大钧和吕大防都被《宋史》立有传记，称蓝田吕氏四贤。他们为关学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吕大忠是关学中的著名人物，他对我们后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建了西安碑林，也就是今天碑林博物馆的前身。
吕大钧也是关学中的代表人物，他曾在丁忧期间，为教化乡民，首创了《吕氏乡约》，提出了“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四大宗旨。《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村规民约。
吕大临是四兄弟中唯一进士出身而无心仕途的，他一生追求学术研究。他的德行、学问、才能均为上乘。他还潜心于金石学的研究，并著有《考古图》、《考古图释文》等相关著作，是我国的“考古学之父”。
张载开创了关学，他在授课于关中时，门生云集，影响很广。张载在关中的主要弟子除了吕氏兄弟外，还有苏、范育、薛昌朝、种师道、游师雄、潘丞、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明等人。
然而，张载去世后，由于他生前不是名公巨卿，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基础作为支持，于是一些门人相继投入二程的洛学门下，其中就有吕氏三兄弟和苏、范育等人，关学门庭开始转衰，关学不再复讲。
好在关中学者不背其师之教、之说的大有人在。所以张载去世后，关学虽然不再复讲，但仍然流传着。张载的弟子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朝等人不曾放弃关学，坚持进行研究，才没有使关学中断。但比起三吕来，他们的著述相对比较逊色。
北宋末年，随着张载的这些弟子相继离世，再加上连年战乱，使得关学统绪几近中断，曾经兴盛一时的关学渐渐湮没无闻。
金元之际，虽然历经战乱，但是关学的学者仍以“道倡起关中”为己任，使得关学得以继续发展。在这一方面，乾州奉天人杨奂是传续关学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当时，杨奂是可与许衡相颉颃的名儒。
杨奂在学术研究方面，直接继承了关学的“崇儒”宗旨和“经世致用”的学风，不尚空谈，直陈时弊，务求实践，使得关学得以个性化发展。这算是关学创立以来的一个创新之举。杨奂的学术思想在关中引起巨大反响，前来听讲拜师者络绎不绝，一度形成了“关学热”。
杨奂的关学思想大都体现在他的著作《还山集》和《概言》两部著作里，是关学思想在金元时期的一个延续。杨奂被后世誉为“元代关西夫子”。
儒学在元代是被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排斥的，儒生被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八娼九儒十丐”，这一时期的儒学很难再登堂入室。但是关中高陵大儒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极力倡导关学的精神。他们祖孙三代人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的“气节”。后世称之为“杨氏三代”。
“杨氏三代”中尤以杨恭懿的学术成果最为卓著。元世祖忽必烈曾亲自接见杨恭懿，并与其探讨“实行汉法”、“崇文尊儒”等建议的可行性。杨恭懿还参与制定元朝的科举之法，他极力主张应以《四书》、《五经》、《周礼.大史》、《周礼.小史》作为科考内容，从而匡正学风，以期务实致用。这些观点最后都被采纳。
正是在杨氏三代人的带头不断钻研下，才使得张载之后百余年间渐趋沉寂的关学，在元代尚未失忆失语，逐渐消除了关学研究的断代之困,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纵观蒙元一代，关中地区除了杨奂和杨氏三代以外，先后还有宋规、雷喜、萧维斗、同恕、韩择、侯均等大瑞倡道关中，他们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受到关学的影响。
明朝以理学开国，在学术思想上，统治阶层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而民间则流行陆王心学。关学的振兴也迎来了机遇，正是在关中学者薛敬之、王恕、王承裕、吕柟、马理、冯从吾、南大吉、郭郛、张舜典等人的努力下，关学得到了再次中兴。
然而关学的中兴却是在程朱的包装下进行，并没有公开以张载为学术领袖，理论上或尊程朱，或崇陆王。但在学术思想上却维系着关学的“躬行礼教为本”、“崇儒明道为宗”的核心理念。
明代的关中大儒中，成就最大的是高陵人吕柟，他的思想仍属于程朱理学的范畴，同时也继承了关学以礼为教、重躬行实践的特色。他与统治了百年的“阳明学”对衡。晚年辞官回乡，建立书院，培养学生，著书立说，成为了继张载之后的关学大学者。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李二曲在书写关学源流时指出：“关学一派，张子（张载）开先，泾野（吕柟）接武，至先生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这里的先生指的便是晚明关学大家冯从吾。
冯从吾冯从吾创办了关中书院，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中度过。正是在冯从吾的推动和努力下，实现了关学在晚明的生成、更新与复振。
冯从吾首先构建了关学的谱系，他系统地梳理了自张载以来的关中儒学传统，全力编纂关中理学的发展史，最终完成《关学编》。他系统的构建除了清晰的关学传承脉络，使得零散的关学转变得统一有序，使得关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域学术传统学派。
冯从吾还规范了关学的内容和边界，使得关学的内涵更为明确化和清晰化。他从地域和内容两方面对关学的内涵与外延予以限定，从地域来讲，关学指的是关中地区的学术。从内容来讲，关学就是关中理学。使得以往笼统的“关学”概念明朗化，规范和主导了后世对“关学”的理解和把握。
冯从吾还通过拔擢张载地位来体现关学的重要性，自程朱理学一统天下以来，创立关学的张载就一直被归于程朱理学范畴之内，而未给予其独立的地位。金元时期，张载的地位更是暗而不彰。即使到了明初，关中的大儒们也很少提及张载。虽然明中期吕柟开始更多地提及张载，但是并没有把张载与宋元以来关中的理学传统做紧密联系。到了冯从吾这里，他标举张载，强化张载与关中理学的关联。
冯从吾还努力促成了张载的后裔回归故里。北宋关中战乱频繁，张载的后裔迁离关中。到了晚明时期，张载的故里已经没有后裔存在。冯从吾遍查史志，最终找到张载后裔，并使其回归故里，以接续和传承师宗香火，依此作为精神符号影响士林。通过种种举措，冯从吾将张载从程朱学派的一分子拔擢至地域学术的领袖，重塑张载的学术地位。
冯从吾还积极地推崇阐述关中理学的理念，实现自我更新，以期赓续学脉，他推崇关学但并不以关学自限，吸收各家之所长，为关学所用。他开创了“关学模式”，并确立了关中理学的发展基调，使得关学成为晚明地域意识抬头思潮之中极为卓越和典范的学派。
冯从吾还积极地培育关学继承人，学派的传承和发扬关键在于传道者的培养，于是他创建了关中书院，使得关中书院成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并持续影响到清代，后来的关中大儒李二曲、孙景烈、路德、柏景伟、刘古愚等皆在此地授课讲学，为关学的延续和传承奠定基础。
冯从吾一生以中兴关学为己任，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为后世续编关学史提供了蓝本，是关学中兴的有功之人。
明末清初的颇具影响的关中大儒有周至的李二曲、富平的李因笃以及郿县的李雪木，世称“关中三李”。
李雪木是郿县人，郿县是张载的故乡，也算是关学的发源地。李雪木自幼受到关学思想的熏陶，他的思想继承了张载的节欲观点和学说，反对过分追求物质欲望，提倡赞扬精神的能动性。
李因笃的父亲李映林是明末关中儒宗冯从吾的得意门生，因此他颇受张载、冯从吾关学学风的影响，提倡“经世致用”。他一生都在潜心治经学，努力的弘扬关学。
李二曲的学术思想也深受冯从吾的影响，他正是在冯从吾的著作的启发下，自学成才，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李二曲曾在关中书院担任主讲，他以“倡明关学”为己任，以关学之“笃实”反对程朱之“支离”和陆王之“空疏”。
“关中三李”通过交友论道、诗文唱和、书札往答、寓所解惑、山川寄情、著述传世等相互影响，使关学走上实学化道路，坚持“经世致用”的学风，对传扬关中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李二曲的得意门生王心敬，在儒家经学、哲学诸领域都颇有造诣。在明末清初学界思潮转变的思想背景下，作为关学的后续，王心敬既继承了关学自张载以来崇礼尚实的学风特点，又吸收了明代关学心学化的趋势，还继承了其师李二曲的思想风貌，对关中地区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的关中学者，继续完善关学史的编撰，先后有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在冯从吾《关学编》的基础上，依照冯氏所开创的事迹、思想、著作和按语的编写体例，相继作《关学续编》，扩展和增容关学史，以史学撰述的形式“建构”出了关学发展的基本谱系。
晚晴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当时的关学逐渐式微，三原贺瑞麟便生活在这一时期。继他的老师李元春开拓出晚清关中理学的新局面之后，贺瑞麟扛起了复兴关中理学的大旗。他通过在书院讲授程朱理学，刊刻程朱理学诸书，续编《关学编》，上书陕西学政表彰关学名儒等方式振兴关学。
贺瑞麟贺瑞麟创办的正谊书院在当时声名远扬，外来求学者络绎不绝。他笃守圣贤之学，以程朱理学为宗，以倡行张载礼教为己任。贺瑞麟一生授徒讲学，门下弟子众多，省内外所教弟子数以万计，其中不乏后来的大家，如蓝田大儒牛兆濂（牛才子）、兴平张元勋、马鉴源、蒲城的米岩、山东淄川大学者孙乃琨等等皆出其门。
晚晴的关中学者有两大系，一是以三原贺瑞麟为领袖的理学，一是以咸阳刘古愚为领袖的经学。
刘古愚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关学先辈张载、吕柟、冯从吾、李二曲等颇为敬仰，受关学思想影响很深，这对他一生理论与实践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曾入府学，肄业于关中书院。
刘古愚刘古愚是清末陕西维新派的领袖，与康有为并成为“南康北刘”。他曾任陕西味经书院、崇实书院院长，甘肃大学堂总教习等。他的主要弟子有：李岳瑞、于佑任、杨松解、张季鸾、冯孝伯、王授金、杨西堂、朱佛光等。这些弟子在当时的陕西乃至西北军政文化教育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传统关学最后一位大儒便是被称为“牛才子”的蓝田人牛兆濂。牛兆濂师承晚晴关中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贺瑞麟，其被称为“关中之学统，海内之儒宗”。
牛兆濂贺瑞麟一生都在捍卫传统文化，延续关学学脉。尽管在晚晴时各种学术思潮竞相兴起，但他坚定地将传统理学作为挽救世风人心的武器。
牛兆濂接过了老师贺瑞麟的“学术接力棒”，毅然肩负起坚守程朱理学立场、复兴关学、挽救世风人心的神圣使命，成为关学衰微之际最坚定的守护者和接续关学学脉、振兴关学的代表人物。
右二牛兆濂牛兆濂毕生致力于两件事，讲习关学和推广乡约。一生致力于保护整理古籍，恢复程朱理学教育，延续关学学脉。
尽管牛兆濂信心满满、意气风发，他为振兴关学做了最后的努力和呐喊。然而在时代变革之际，面对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新式学堂的兴起，他也无法扭转关学衰落的大势。随着关学在近代的转型，也意味着关中传统学术彻底终结。作为传统关学学脉延续的代表人物牛兆濂，在他之后关中再无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