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增建
登封观星台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南81公里处的登封市告成镇，地处东经°81’，北纬34°23′。它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的伟大杰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登封观星台包括周公测景台、观星台、周公庙三部分。其中周公测景台是唐开元十一年（公元年）天文官南宫说奉诏建立的，观星台是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于至元十三年（公元年）建立的，周公庙则是明代为纪念周公测影定地中的行为而建立的。登封观星台的历史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上面。
登封观星台的选址，与中国古代所谓的“地中”观念分不开。地中观念首先是一种地理概念。中国古人长期认为地是平的，大小是有限的，这样，大地表面必然有个中心，这个中心就叫“地中”。“地中”观念在中国存在时间很长，一直到明末清初，传教士传入了西方的地球学说，“地中”观念才逐渐销声匿迹。受“地中”观念影响，中国人逐渐形成了自己位于“天下之中央”的传统认识，“中国”这一国家名称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所以“地中”观念在传统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关于“地中”的具体位置，古人认为是在阳城。阳城的由来，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孟子》一书：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
禹所居之阳城的地望，今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后来阳城被指认为“地中”后，其地望则别无异议，就是今天河南登封的告成，即登封观星台的所在地。
天文观测仪器——仰仪孟子的记述，使得阳城这一地理概念具备了某种政治含义，与国都的所在及民心的所向有了某种关联。所谓“夏都阳城”，即是这种说法的另一种表现。而按照古人的朴素认识，首都之所在，应该是地中。汉代人著有《白虎通》一书，书中提到了首都与地中的关系：王者京师必择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白虎通》的记载，是古人对地中概念所具有的政治含义的具体说明。
虽然中国最早的王朝夏王朝一开始把自己的都城选在了阳城，但阳城被认为是地中，却是始自周公的立表测影。周公在辅佐武王灭商后，考虑到周僻居西方，治理统一后的新国家多有不便，于是便有了选择在地中附近建都邑以治天下的举措。而对地中的选择，则以立表测影为依据。《周礼大司徒》记载了以立表测影确定地中的具体方法：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
周公测影台（又称没影台）即是说，在夏至的时候，立八尺之表，测其影长，如果影长为一尺五寸，则立表处即为地中。我们知道，大地是个圆球，因此在地球上立表测影，同一纬度圈上影长是一样的，即用《周礼》的方法是不能确定出一个点来的。但《周礼》的这一规定，明确地把满足表高8尺、影长1尺5寸之处规定为地中，从而使得这一概念有了很强的天文学含义，具备了影响中国天文学发展的基本条件。古人无地球观念，他们不可能知道地中概念的不合理之处，在实践中，他们按《周礼》的规定做了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选择阳城作为地中之所在。
对周公测影定地中之事，后人多有追述，明代学者陈耀文撰《天中记》，其卷一引《太康记》云：河南阳城，是为土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所以为候。“土中”即地中，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方式。登封儒生陈宣则追述阳城为地中的经过：周公之心何心也！恒言洛当天地之中，周公以土圭测之，非中之正也。去洛之东南百里而远，古阳城之地，周公考验之，正地之中处。
这是说，周公是按照《周礼》中所说的方法进行测定的，测定的结果，认定了地中是在阳城。陈宣是明代人，在他之前，已有不少学者持阳城地中说的观点。例如《登封县志》记载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游嵩山十二首》，其中即曾提到：嵩高最高处，逸客偶登临，回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念此非常游，千载一披襟。在中国天文学史上，《隋书天文志》历来被视为经典之作，该书更是从天文角度追述道：昔者周公测影于阳城，以参考历纪……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于阳城，其影与土圭等。东汉郑玄、唐代贾公彦等注疏《周礼》，均以为阳城即为周公所定的地中。阳城为地中的观念，在古代史书尤其是在历代天文、律历等志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观星台前的“千古中传“照壁古人关于周公测影定地中的说法，虽然系后人追述，历史真相如何，难以断言，但阳城地中说与立表测影密切相关，则是不争之事实。古代中国关于地中的说法很多，除阳城外，还有建木地中说、极下地中说、昆仑山地中说、洛邑地中说、岳台地中说、汝阳天中说，等等，但与《周礼》立表测影相联系的地中，则只有阳城。而且阳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存在，其位置就在今河南登封的告成镇，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鉴于阳城地中说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古人把它视为进行天文测量的最佳处所，自西周以后，历代都有天文馆或在这里进行天文观测、或运用这里的观测结果编制历法，著名的有汉代的落下闳、张衡、郑玄，南朝的祖冲之，隋代的刘焯，唐代的一行，元代的郭守敬等。阳城测影所得之数据是古人编制历法的重要依据，甚至在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南方政权在其天文官无法亲临阳城测影的情况下，也要遥取阳城数据为准。唐代李淳风曾追述说：晋姜岌影一尺五寸。宋都建康在江表，验影之数遥取阳城，冬至一丈三尺。宋大明祖冲之历，夏至影一尺五寸。宋都秣陵，遥取影同前，冬至一丈三尺。
这里的一尺五寸、一丈三尺等，毫无疑问是阳城测影数据。
古人把阳城作为定点测影之处，必然要在那里建立相应的测影设施。时光流逝，这些设施对后人而言，就成了古迹。后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注“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东南过其县南”时云：该地“亦周公以土圭测日影处”。郦道元之所以作此言，当是该地彼时尚存有古人立表测影之遗迹。实际上，这种遗迹不但在北魏时有，而且一直到唐代仍然存在着，唐永徽年间（-），贾公彦作《周礼义疏》，在其《大司徒》条下有“颖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之语，即为明证。
在贾公彦提到“古迹犹存”之后20多年，仪凤四年（年），天文官姚玄又在那里的测影台上做了史册有载的测影活动。据杜佑《通典》记载：仪凤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检校太史姚玄辩奏，于阳城测影台，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测影，尺有五寸，正与古法同。调露元年十一月，于阳城立表，冬至日中测影，得丈二尺七寸。
调露元年与仪凤四年是同一年，可见在这一年里，姚玄在阳城的测影台上分别测量了当年的冬夏至影长。这证明阳城的测影台，在当时仍在使用。44年后，开元十一年（年），南宫说奉旨在那里树石表纪念。这些情况表明，天文学上的阳城为地中的概念从其出现之后，一直延续到唐代。
阳城作为古人进行天文测量的重要基地，其测影设施直到唐代仍在使用。唐代对阳城地中说格外重视，这才有了皇帝特别下诏在该地树表纪念的行为。南宫说树立的石表的规制与《周礼》对地中的规定完全相符，表上大书“周公测景台”，显然表现了对古代地中概念的认可，表现了对周公在地中测影行为的纪念。过去人们多认为周公测影台是古人用于实际测影之设施，其实不然，它是唐代建立的纪念古人地中测影行为的标志物，表现的是某种象征性而不是实用性，该石表至今犹存。嗣后，元代的郭守敬也在这里建台测影，表现了对地中概念的继承。登封观星台巍然耸立在阳城，成为古代地中概念遗留至今的唯一的实物见证，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概念的实物见证。
实际上，观星台是古代地中概念的实物见证，这是古人的共识。早在唐代，范荣在为描写当时的观星台所写的《测景台赋》中就曾提到：大圣崇业，万象潜通，据河洛之要，创造化之功，建以黄壤，亘以紫宫，右辅伊阙，左连辕嵩，银台比而可拟，瀛壶方而讵同，掩扶桑于日域，包蓬莱于海，式均霜露之气，以分天地之中。元代学者杨奂（紫阳先生）在游览阳城时，对观星台深有感触，他的《测景台》诗：一片开元石，愈知天地中。今宵北窗梦，或可见周公，直接点出了登封观星台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迨至明朝，伦文叙在其《测景台》诗中，仍然强调说：天地之中，土圭可测；阳城之地，表景斯得。可见，自唐至明，古人一直认为观星台标志着地中之所在。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地球观念的传入，地中概念被人们放弃，观星台的这一历史文化价值，才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原载于年5月10日《登封时讯》）
来源：登封时讯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责任编辑：杜向东田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