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者，天地之序也。”
礼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开山之作，从建立之初就成为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纵观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礼学的发展，以汉、宋首屈一指。汉代大儒郑玄将《周礼》奉为“经礼”，专门为其作注。宋代的朱熹则把《仪礼》尊为“经礼”加以推广。由于推行的文献存在差异，所以构成的礼学体系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以政立教”和“以教导政”也是礼学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体现。
一、秦代战火对儒学的打击，致使礼学体系尚未建成，催生了“经礼”与“曲礼”之辨
从先前的史料记载中，不难看出礼学的建立，极大程度的规范了人们的行为规范。同时作为一项秩序被保留下来，更有甚者将其冠以“天地之序”的名称。由此可见，礼学的核心其实不过是秩序二字。
但是反观礼学的发展历程却并不如此。因为礼学建立之后，无人践行，对民众的约束力也难以体现。所以，各家学派对礼学的解释就众说纷纭，礼学也就在这样的争论中渐渐补充。
关于礼学的发展，史学界达成了一种共同的认知。其认为，礼学经过了两个发展的高峰，便是汉代和宋代。汉代开礼学之先，宋代援引汉代礼法，却加以改制，形成独具特色的礼学体系。
“经礼之学，开端先辨经、曲。”
而对经礼之学的讨论，造就了礼学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发展经礼之学，首先就要解决“经”与“曲”的关系。从字面意思来看，经历代表了正统的礼法要求，能够为世人接受，但曲礼却不能够为大众接受，有以假乱真之意。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关于经、曲之辨就要从秦代开始说起，汉兴七十年，经历了秦代战火的摧残，许多经史子集都被销毁，而记载有关礼法的史书更是破烂不堪。整个儒家礼法体系也受到冲击，出现了“离于全经固以远矣”的情况。《礼记》的残缺，反映出汉代礼学发展的艰辛。
所以经礼、曲礼之辨并不是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的。《汉志》对当时《礼》十七篇的丢失抱憾，同时发出“礼坏乐崩，书缺简脱”的感叹。因此，重建儒家礼学体系，成为了汉代儒生的重中之重。在汉之后，借助残缺的史书，复刻恢复了《礼记》《礼经》的部分内容。
“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
汉代大儒郑玄通过对残存的十七篇《礼》、《礼记》和《周官》进行修订、注解，形成了三合一的新型礼学体系，三书融为一体，合称《三礼》。同时郑玄明确了经礼与曲礼的范围，他将《周礼》奉为“经礼”，先前残存的十七篇《仪礼》，则被归置到“曲礼”一类。
这一定义，极大地缓解了秦后礼学的缺失，使得礼学拥有了自身的物质载体。对构建礼学体系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开启“经礼”与“曲礼”之辨的先河。
二、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促进了礼学的发展，郑玄借机提出“以政立教”
汉代礼学的恢复和发展，配合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刺激了汉代礼学的蓬勃发展。正是因为汉代对儒家的偏爱，致使大批儒士纷纷崛起，使得儒家经典得以重新翻译、注解，并灌注时代的意义。
郑玄则从经曲之辨中，发现了礼学能够和政治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随即提出了“以政立教”的观点。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周官》
以上这段话是《周官》的开篇之作，同时也是《周礼》的总纲。大体描述了王朝建设中，尤其是政治体系中王与官的关系构建。从其注解中可以看出，郑玄提倡“惟王建国”是国政之基；而其主要的发展形势则是“以为民极”。由此可见，郑玄对王官制度的理解，成为了汉代“以政立教”的最初认知。
“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周礼》
为了达到“以政立教”的目的，郑玄更是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就是关于“五礼”的制定，借用朝廷的政治影响力对民众的个人行为加以规范。从而达到“防万民之伪”的目标，最终实现“而教之中”的核心目的。
那何为“五礼”呢？其实五礼就是吉、凶、宾、军、嘉，这五者共同构成的。简而言之就是根据百姓的行为对汉代朝廷或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来划分的。关于五礼的要义可以从字面解释。
吉礼，就是对社会有着积极作用的行为；凶礼与其相对，是指危及社会稳定的行为，如：偷窃等恶行。后三者则有着明确的受众对象，宾礼是待客之道，军礼是在军队内部实行的，而嘉礼则作为一种鼓励政策，鼓励百姓以礼行事。
不得不说，郑玄的这一提倡对构建汉代百姓的社会礼仪体系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也发挥了经礼“以政立教”的作用。
三、宋代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正了“经礼”与“曲礼”的范畴，明确“以教导政”的作用
相比于企图构建社会秩序的郑玄，朱熹则另辟蹊径。他认为《周礼》“非专为礼设”，这一看法使得“经礼”与“曲礼”的范围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朱熹将《周礼》一分为三，进行解释，以正“经礼”的地位。
首先，朱熹认为《周礼》“皆为周公之规模”，在周礼的规模上他肯定了周公所做的贡献。其次，朱熹对《周礼》中的记载产生质疑的态度，一度认为周礼之言辞并非出自周公之手，而是假借他人之言转录所成。最后，朱熹从周礼实际的应用出发，认为西周的官制并不是渐及朝堂内外的。
以上种种是朱熹对重塑“经礼”的铺垫，虽然质疑郑玄提倡的《周礼》，但是他并没有贬低《周礼》的地位。因为作为儒家礼学体系的一部分，矫枉过正必然会伤及自身的根基。在经礼和曲礼二者中，朱熹显然也是偏向前者。
必有《关睢》、《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程颢
但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不将《周礼》作为经礼的代表，实际上继承了理学家程颢对经礼的观点。其中《关睢》和《麟趾》两篇文章为《诗经·周南》的首尾两篇，其讲述的是因国君先达成齐家的目标，之后家风换来了国之安定。这也正印证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作用。
所以朱熹认为礼法的作用远大于朝廷的政治压迫，而经礼的观念一旦深入人心后，必将实现国运昌盛。这也就是“以教导政”提出的根本所在。
为了完善“以教导政”的作用，朱熹改编了经礼中的书籍名录。将原本的《周礼》换以《仪礼》和《礼记》十七篇。这一改变刚好和郑玄的意见相左，同时朱熹在《仪礼》中加入了“学礼”。以此构建了儒学经礼教育体系，使得礼学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政教合一的形成。
四、“以政立教”到“以教导政”，其本质是均儒家文化内核的外化，构建了丰富的礼学价值体系
总而言之，不论是经、曲之辨，还是后来郑玄的“以政立教”或者朱熹的“以教导政”，都是为了构建儒家礼学体系而做出的努力。换言之，汉、宋作为儒学发展的辉煌时期，“以政立教”到“以教导政”其本质是儒家文化内核形成的外化表现形式。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
由此可见，简短的礼仪二字却有着出人意料的精神内涵。作为儒学发展的集大成者，郑玄和朱熹都对礼学价值体系的构建付出了毕生的心血。虽然郑玄的“以政立教”具有一定的强迫性，朱熹的“以教导政”体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但是二人都是从各自的朝代实际出发，因此不可偏废其一。
如果从时间上来看，汉代到宋代期间经历了近年的发展历程。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儒家礼法的具体承载的形式也许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但是，载体的变化，并不影响礼法的价值体现。这也就是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
所以，统观汉、宋礼学的发展，可以得出“以政立教”借助政治手段，将礼学中秩序的观念普及到百姓；“以教导政”也正是利用了民众基础，配合儒学礼法的教化，在宋代形成“修身以治天下”的社会秩序，维系了宋代统治。汉、宋的礼法之变，虽有先后但并非对立，取得的成效也是可见的。
参考文献：
《汉志》
《宋史》
《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