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已经有照相制版技术，古籍善本书可以影印，不须再用木板摹刻了。照相影印可以做到毫发毕现，不仅比雕版影刻简便省事，也可以避免覆刻失去原本风韵的缺点。假使毛晋、钱曾那些人在当时能用上照相机，无疑会欣喜若狂；黄丕烈他们能用上影印技术，也应该会制作大量的影印本。照相影印技术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出现似乎意味着木板摹刻技术将被淘汰，但历史的发展却并不那么简单。
除了技术原因，覆刻本的目标也并不只是制作底本的复印本，而是要提供适合学者阅读的精良版本，要制作比底本更好、更理想的新版本。书毕竟是要阅读的，不能像考古文物那样只考虑科学、客观地保存样本。例如《汉书》这一部书的概念并不等同于五种不同的版本故纸堆，而是有内容的文本概念，所以宋版也是《汉书》，点校排印本也是《汉书》。面对这样科学、客观地保存历史原貌的好几种影印本，我们不能说古籍整理工作已经圆满成功。真正的古籍整理工作，要在这些机械复制的影印本出完之后，才会开始。
*文章节选自《文献学读书记》（乔秀岩、叶纯芳著）。转载自三联学术通讯（ID：sdx_bulletin）
古籍整理中的存真标准问题
（节选）
文丨乔秀岩
古籍复制的存真标准
现存南宋初期刊本当中，有不少已被认定为北宋刊本的覆刻本。据版本研究者介绍，这些南宋覆刻本的风格与北宋原刊本基本类似，所以很多南宋覆刻本过去被误认为北宋本，可是若能拿出来对照看，哪一种是原刻本，哪一种是覆刻本，往往立竿见影，因为北宋原刊本的文字接近手写楷体，圆润遒劲，而南宋覆刻本的笔画则趋于单纯化，线条直线化，差异明显。由于现存北宋刊本数量非常有限，因此现在能够直接对照北宋原刊本和南宋覆刻本的，只有《通典》等极少数样例，可是通过这些典型例子，我们可以认识到原刊本与覆刻本各自不同的特点，依此类推，有助于辨别原刊本和覆刻本。
实际上，在南宋以后到民国时期的整个雕版印书的历史过程中，覆刻本种类和数量之多应该远远超过原刊本，也超过我们的想象。随着图书馆事业和版本学研究的发展，我们认识到的覆刻本种类越来越多，现在应该考虑过去只认为是一种版本的，其实可能包括很多种覆刻本在内，历史上好像曾经存在过大量的覆刻本，还没有被我们认知。这里随便举一个覆刻本的例子，看看这种覆刻本与原刊本多么像。图版一是金鹗《求古录礼说》的原刊本，图版二是覆刻本（卷三第九页）。因为是清代中期学者的著作，时代近，原刊本刊行以及制造覆刻本的经过可以了解得很清楚。据有关记载，原刊本刻成不久，原版即被毁，印本流传甚少，所以有覆刻之举，时间相差只有二十几年。制作覆刻本的时候，原刊本已经较难看到，可是二十几年前的普通刻本，虽然内容重要，自然没有什么文物价值。但我们对照两个版本看，覆刻本复制得非常逼真，几乎看不出什么不同来，只有如最后一行第五个字“心”原刻本往上钩的末笔拉得很长而覆刻本短等细微差异，并没有字体风格方面的不同。这里自然也要考虑到原刊本虽然用些古字，但笔画线条已经标准化，所以二十几年后的刻字工仿刻起来也很顺手，不像北宋本接近手写楷体，对刻工要求较高。虽然如此，这种覆刻本本来没有必要做到以假乱真，可是做出来的结果却与原刊本一模一样，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另外也应该指出，第四行第六个字原刊本有误，覆刻本已经改正过来了。覆刻本对这些校改的地方，另编一篇《校勘记》附在书后，可见他们编辑态度的认真。这就是说，覆刻本在文字笔画方面刻得毫毛毕真的同时，对原刊本中的错讹字也进行了积极的校改。其实，南宋初期覆刻北宋本也有很多校改的地方，虽然没有任何说明。从文字校改这一点看，可以认为他们制作覆刻本的目的并不在单纯地保存原刊本的原始面貌，这跟照相是不一样的。
图版一
道光三十年（）刻本《求古录礼说》（《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
图版二
光绪二年（）覆刻本《求古录礼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与上述南宋覆刻北宋本、《求古录礼说》等不同，有些复制本是认定古版本的文物价值，刻意仿制的。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毛晋（汲古阁即其藏书处）做过多种影宋抄本，是完全摹写宋版书，后来的藏书家都非常重视这些“毛抄本”，认为仅下宋版一畴。图版三是比毛晋稍晚的钱曾命人制作的影宋抄本。幸好它的底本现在还存在，几年前也有影印本出版（图版四），可以比较。可以看出，影抄本字体风格与底本基本一致，因为笔写与刀刻毕竟不同，不能说完全一样，也应该说可以传神。不仅如此，底本是后印本，很多地方漫漶不清，但影抄本字划完整，比底本更干净。钱曾有“佞宋”之称，对宋版书嗜爱如命。他留下的影抄本仿佛体现着他对宋版书的痴情。
图版三
钱曾影宋抄本《集韵》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图版四
宋版《集韵》
（《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影印本）
影宋抄本价值很高，可是影抄本只有一本，远没有覆刻本的影响大。制作覆刻本最著名的是黄丕烈，他也钟爱宋版本，干脆自号“佞宋主人”。他在嘉庆年间编刻的《士礼居丛书》包括几种覆宋刻本，刻印极讲究，后世的评价也很高，至同治年间其中好几种书都被覆刻，清末民国间也有几种整套丛书的影印本。且看其中《仪礼》的编刻情况。《仪礼》是覆刻宋严州本，后来严州本原本亡佚，现在无法核对。可是据黄氏自己的介绍，他在刻意保存严州本原貌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校订工作。书前的《精校重雕缘起》说：
今以陆、贾、李、张四家之书校此本刊行之。不尽改其字于十七篇内者，存严刻之旧面目也。必为校语以附后者，犹忠甫“识误”之意也。
书后附录《续校》的识语说：
余于是刊，悉存严本面目。其中讹阙断坏之字，间据陆、贾、张、李四家书是正完补，即《校语》有未尽举出之字，多见芸台侍郎《仪礼校勘记》及段若膺《仪礼汉读考》中，读者自能得之。
据此可知底本也有漫漶不清以及讹误之处，他对此进行了精细的校勘工作，但正文部分没有完全校改，注意保留了底本的原貌。
黄氏做过的影刻本也有完全保留原样，没有做过校改的。图版五是黄氏覆刻钱曾影抄宋本《孟子音义》，书耳部分“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与图版三的钱氏影抄《集韵》一模一样，可见黄氏的覆刻非常传神。黄氏在《跋》中说：
余偶得影宋钞本，为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即以付梓。其用为校勘者，复假香严书屋藏本，系汲古阁影宋钞，与此同出一源。卷中有一二误字，两本多同，当是宋刊原有，且文义显然，读者自辨，弗敢改易，致失其真。
据知，他在覆刻之前还是进行过比较仔细的校勘。可是校勘的结果认为那些错讹字应该是宋刊本本来具有，并不是由影抄造成的，而且依据文义内容很容易看出是什么字的错讹，不会让读者迷惑或误解，所以决定不校改，完全按照底本覆刻。《孟子音义》篇幅很小，也应该是让他选择这种处理方法的一个因素。
图版五
黄丕烈覆刻钱曾影宋抄本《孟子音义》
（《吉石盦丛书》影印本）
黄丕烈等人注意保留底本的面目，可是并不是机械地去复制古版本，而是经过精详的校勘，该改补的改补，不必改动的就不改动，考虑得很周到。流传到后世的宋版书往往是后印本，很多地方漫漶不清，像图版四的《集韵》那样。制作覆刻本的时候，先就原本制作影抄本，再把影抄本作为底稿进行雕版。影抄不可能把那些版面的磨损状况如实地表达出来，覆刻本也不可能把这些原本难看的地方直接提供给读者。笔画不完整的要补完整，有些不应有的错讹字也该改掉。但有些错讹字是宋版原有的，而且容易辨识或者另有校记可以让读者知道，不进行校改，保留原貌，并不影响覆刻本的价值。
图版六
清嘉庆十一年（）覆刻宋抚州本《礼记》
图版七
宋抚州本《礼记》
（《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
图版六是嘉庆十一年（）张敦仁覆刻的宋本《礼记》，是清代最有名的覆宋刻本之一。主持覆刻工程的是顾千里，顾氏也曾为黄丕烈主持覆刻。底本为宋抚州本，现归北图典藏，十几年前也有影印本（图版七），我们可以对照来看。覆刻本的笔画比原本细，而且线条明显单纯化、直线化，大概是因为以影抄本作覆刻底稿，受到不可避免的技术限制。虽然如此，版式特点、文字笔画结构等，仍然忠实于底本。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有眉批、标点，被覆刻本统统删去。有人认为这些眉批也出自宋代人手笔（年补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四辑收录廖明飞《抚本礼记金履祥批点小识》可参），如果是的话，自然也很有价值，可是覆刻本不考虑保留这些。似乎可以认为他们覆刻的目的在于恢复宋版的本来面貌，并不在保存这一传本的现实状态。
光绪九年（）莫祥芝覆刻宋本《毛诗要义》，是据两种影抄宋刊本以及几种抄本校勘编订的。实际承担编刊工作的学者萧穆留下一篇文章，透露具体校订工作的情况。他说，影宋抄本文字脱讹甚多，而且两种影抄本脱讹情况基本一致，可以推测宋版原来就有那么多讹脱字。这种情况与上面介绍的《孟子音义》类似。于是萧穆说：
其脱讹不可读者，亦就原书所引古书善本及阮芸台相国《校勘记》稍为改正，不过十之二三，恐大失魏公之旧也。
他说魏了翁的原书大概就有那么多脱讹，如果改正了反而失去原书的面目，可是完全不改动底本也显得太乱，有些地方简直无法阅读，只好对一部分讹脱进行校改，大部分仍旧。这种处理方法与上面介绍《仪礼》的情况类似，只是随意性好像比黄丕烈他们更大一些。既然是覆刻本，自然要尽量保存底本原貌，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考虑文本的可阅读性。文字错讹若很严重，没法阅读，只能校改。只有像《孟子音义》那样文义浅显，即使有错讹读者也不难发现，才可以不改动底本。可见覆刻本的编者们首先对文本进行详细认真的校勘，然后考虑各种因素，编订雕版底稿。
图版八
宋版《方言》复制本三种
《四部丛刊》石印本
傅氏覆刻本
傅氏珂罗版影印本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已经有照相制版技术，古籍善本书可以影印，不须再用木板摹刻了。照相影印可以做到毫发毕现，不仅比雕版影刻简便省事，也可以避免覆刻失去原本风韵的缺点。假使毛晋、钱曾那些人在当时能用上照相机，无疑会欣喜若狂；黄丕烈他们能用上影印技术，也应该会制作大量的影印本。照相影印技术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出现似乎意味着木板摹刻技术将被淘汰，但历史的发展却并不那么简单。图版八是《方言》的三种复制本。一种是傅增湘制作的珂罗版影印本，一种是傅增湘制作的覆刻本，一种是《四部丛刊》影印本。显而易见，所据底本是同一个宋版《方言》，这一宋版原本现在也归北图典藏。傅增湘于民国元年（）购得原本，缪荃孙见到后劝他复制，于是傅氏“先浼绶经同年寄日本小林氏制珂罗版百部，旋又属艺风督陶子麟精摹付刊”。就是说，先做珂罗版一百套，又做了覆刻本。实际上，不仅傅氏如此，其他如潘明训复制宋版《礼记正义》，董康（即上引傅氏语中的“绶经”）复制宋版《周礼注疏》等，都是珂罗版与覆刻本同时并做。既然有珂罗版，他们为什么还要做覆刻本？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技术上的原因。珂罗版是效果最精美的影印技术，但要印得效果最好，必须依赖熟练工人的技术，所以傅氏也要托董康让日本的专业技师制作。而且珂罗版不适合大量印刷，一个版片印到一百张，如要继续印刷需要清洗保养版面，由于版面经不起反复的摩擦，最大印数不超过三百乃至五百张（技术介绍据《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傅氏印的就是一百部，据说潘氏的珂罗版《礼记正义》也是一百部，傅氏对珂罗版《周易正义（单疏本）》也说“数百年孤行之秘籍化为百本”，可见珂罗版的印数是一百部，至少是当时人们较普遍的概念。（年补注：董康影印《刘梦得集》亦云“属小林氏用佳纸精制百部”。）所以若希望善本古籍广泛流传，只做珂罗版自然不够用，必须再做雕版印本以应广大读者的需求。这是技术方面的原因。可是通过上面对清代复制古籍情况的简单介绍，我们也可以看到照相影印本还不能满足他们对覆刻本的要求。清代覆刻本的目标并不只是制作底本的复印本，而是要提供适合学者阅读的精良版本，要制作比底本更好、更理想的新版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方言》的珂罗版确实还有遗憾。这个宋本也是经过长期刷印、版面开始漫漶的后印本，很多地方字划模糊不清，再加上后来保存不好，有些地方有蛀蚀残破，很不完美。习惯于看黄丕烈等复制的精美古籍版本的人，心中自然会兴起要把它做成更完美的覆刻本的愿望。于是有傅氏的覆刻本。对照图版八的珂罗版与覆刻本，覆刻本的字划比原本细，线条单纯化、直线化，情况与上面介绍的《礼记》类似。只是《礼记》的底本是早印本，字划清晰，保存也完好，没有缺损，所以不存在校订补缺的问题。《方言》底本条件不好，所以覆刻本进行了校补，可是就在校补这个环节上他们没有做好，又留下了遗憾。就是说，覆刻本校勘不精，校补往往补得不对。图版八的最后一行有注，珂罗版作“言无所闻，常□□也”，两个字已经残损，参考其他版本推测应该是“耸耳”，然而覆刻本补上“耸?”两个字，并将“常”误“當”，结果文义不通了。覆刻本对底本的文字进行校订，是为了提高文本的质量，底本的阙字要补，讹字要改。可是一不小心，往往会补错改错，反不如底本。所以说，他们要制作比底本更完美的覆刻本，这种初衷无疑是美好的，可是做出来的结果是否理想，还需要具体讨论。
《四部丛刊》是由张元济主持，从民国八年（）开始编制，至民国十一年（）完成出版的大型古籍影印丛刊。由于收录重要古籍的最好版本，而且用简便的形式、低廉的价格出版，普及最广、影响最大。他们用的是石印技术，成本低，也适合大量印制，但是不能表现颜色浓淡的变化，只能印出黑是黑，白是白，效果比珂罗版差远了。不仅如此，他们在影印之前，对底本进行校勘，也做过“描润”，在这一点上跟珂罗版影印本有本质上的区别。对照图版八的珂罗版与《四部丛刊》本可以看到，《丛刊》本对底本漫漶不清楚的笔画进行描画，补上阙字，做得干净漂亮。就上述底本缺损、覆刻本补字的部分看，《丛刊》本的文字居然与覆刻本一致，珂罗版“常”字虽然不清楚仍然是“常”字，覆刻本讹作“當”，《丛刊》本因袭了覆刻本的讹字。傅增湘他们一方面制作珂罗版影印本，追求保存底本的原来面貌，一方面又制作覆刻本，想要提供比底本更完美的版本。现在《四部丛刊》将这两方面的追求合为一体，用影印的方法来保存底本的风韵，同时用“描润”的方法想要把影印本变成完美的新版本。换句话说，《丛刊》本在外在形式上采用照相影印，是继承制作珂罗版的精神，在文本内容方面采用“描润”的方法，是继承制作覆刻本的精神。这样来看，《丛刊》本《方言》的文字有因袭覆刻本错讹的地方，颇有象征意义。
《四部丛刊》对底本进行校改，这一点就在当时也有不少人提出异议。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四部丛刊》的文字不知道是宋版原貌还是出于现代人的校改，不能作为版本根据。宋版原来是“常□□也”，可是《四部丛刊》的读者会误以为宋版就作“當耸?也”，确实是个问题。对此从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影印本应该保存底本的原貌，无论是文字错讹还是漫漶不清处，都不应该做任何加工，否则没有影印的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知道是明显的错讹字，改是应该的，字划不清楚影响阅读，对底版进行描润也是必要的。两种意见互相矛盾，至今还偶尔会看到有些人在争论。可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这两方面的要求，本来可以分别由珂罗版影印本和精校覆刻本来满足的。现在《四部丛刊》合两者为一体，从文字内容方面来讲，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覆刻本，所以我们也不必求备，只要认识清楚《丛刊》本与底本不一样就好。至于校改得好不好、对不对，自然可以讨论，就像讨论覆刻本一样。
图版九
《史记》第一卷
百衲本校勘记
日本影印宋本
百衲本
《四部丛刊》的《方言》是比较失败的。失败不在于改动文字本身，而在于校勘不精审，轻信傅氏覆刻本。其实，作为一种变相的覆刻本，如果校勘精审，也不失为一种精美的新版本，它的外貌与底本一模一样，只能是优点，不能算缺点。后来张元济他们于民国十九年（）年至二十五年（）之间陆续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就是用与《四部丛刊》同样的方式取得辉煌成功的典范之作。关于张元济其人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已经有很多论述，这里不赘述，只介绍一个例子。图版九有百衲本《史记》、日本影印宋本《史记》以及张氏的《校勘记》。百衲本这部分的底本现在也归北图典藏，日本影印本是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不妨作对照之资。这是第一卷第二十七页的末两行和第二十八页的首两行。宋本在改页的地方误重“百”字，而百衲本没有重字。检核《校勘记》可以确定百衲本的底本也跟日本影印本一样误重“百”字，张氏他们看出是错误，所以删掉一个“百”字。删一个字也不能留出空白，所以将以下的字都往上挪，调整字距。他们调整的结果做到了天衣无缝，未留删改痕迹，干得实在很漂亮。可以看到他们要求的标准很高，态度极认真，描润技术也很高超，他们为此确实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当然这也不过是外在方面的问题，百衲本成功的根本原因自然在他们校勘的精审。
这样的影印方法似乎是张元济他们的特殊方式，除了他们之外，民国后期仍然有人制作雕版覆刻本。图版十、十一是董康据宋版《周礼注疏》制作的珂罗版影印本和覆刻本。他在覆刻本的《跋》中说：
此书开雕于丙子春（民国二十五年，），杀青于庚辰嘉平（二十九年，），阅时五年，靡资三万有奇。以浙中殷某、池某、王某，河北高某、张某诸君醵资居其强半，余则斥卖旧藏珍笈若干种，以足成之。助余校勘者，则同邑陶某、闽中黄某也。
显然，他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和财力是为了覆刻本，而不是为了珂罗版。看珂罗版可知底本也是后印本，有漫漶残缺的部分。然而他做出来的覆刻本雕刻印制精美绝伦，远在张刻《礼记》、傅刻《方言》之上。遗憾的是，刚好在编刻这本书期间董康出任华北伪政权的职务，犯下政治上的大错误，于年病死狱中（董氏履历据苏精先生《近代藏书三十家》。年补注：董康最后病死家中，见年中华书局版《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而且其后随着社会的巨变，研读爱好这种古籍的人少之又少，研究者重视客观材料，经过校订的覆刻本被认为没有资料价值，这种版本已经没有人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