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课本里，我们能读到孟子的很多文章，他传承并发扬了儒家学说，是地地道道的教育家，思想家。两千多年过去，他的很多思想在我们现在来看也不过时。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战国时期名声显赫，却在各诸侯国之间徘徊，无法找到合适的机会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主张。反观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在秦国却完成了深刻的变法，实现了自己的抱负，甚至极大促进了整个历史的发展。那为什么商鞅能成功，而孟子却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特长呢？下面我们仔细来探究一下。
春秋以前，战争规模其实特别小，一般都是几万人在一起，完全按照周礼的规则，双方一字排开，进行指定的项目，就像我们现在的运动会一样，互相厮杀的机会极其罕见。那时候就有这样一句话，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祭祀和战争。而这两件事只能由贵族参与，平民完全被排斥在外。
首先，我们先解释一句话：春秋无义战。这就话是孔子说的，主要意思是指春秋相对于周朝时期，很多战争都变味了，完全没有以前那种贵族范，打仗再也不遵循礼法，充满了尔虞我诈。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作为春秋五霸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他完全按照春秋时期的规则打仗，敌人正在渡河，他就等着，让敌人完全排好阵势了再打仗。这就让本来一定能赢的战争，变成了败仗。这场战争让后人唏嘘不已，有人讽刺宋襄公愚蠢，简直就是缺心眼。但是，我们如果设身处地来看，宋襄公经过的战争都是那样打的，从来没有偷袭过谁。
然而，楚国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异类，他们从来不按照周礼办事，只要能赢，他们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因此，在和楚国最初交战期间，对手都吃亏了，甚至毫无还手之力。这时，其余国家才清醒过来，想要赢楚国，就必须比楚国更狠，更没有原则。这就让原来儒家奉为经典的周礼失去了意义，然而，求变的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想要改革就必须要有专门的人才，法家就是这样的人。
孟子所处的时期，正是战国变法最激烈的时期，魏国、韩国、楚国、秦国相继变法，这几个国家变法的方向基本都是废除井田制和奴隶制，从原来的“人治”变为“法治”。儒家推崇的王道治国其实就是“人治”，德高望重的人作为执法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所属封地内的案件进行审理。按照这样，极有可能同一个案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判结果，或者同一个人对相同的几个案件的量刑可能安全不同。如果最高执法者真的众望所谓，公正廉洁，完全可以。如果执法者的素质太低，社会往往就乱了，百姓人人自危。
“法治”的好处自然不必多说，不论什么案件，只要是法律涉及到的方面，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标准，不论是法律宽松还是严刑峻法，每个人对犯罪的心理预期是一定的。这对一个社会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当国家的人口增多，原来人治的手段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必须有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法家在这时应运而生，并且在极短的时期，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地步。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孟子总是在寻找机会，但一直不得君王重用。而商鞅年纪轻轻，毫无执政经验，就在一个国家大刀阔斧进行变法。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相比于春秋时期，有了巨大提高，原来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和生产力不匹配，所以必须要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