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中的少年既已“琴瑟友之”，也该当“钟鼓悦之”了。
钟的起源
早的钟原本是指中国古代传统的打击乐器，形状扁圆而中空，起源于商朝，多为青铜制，又叫编钟，本文所讲之钟，皆指编钟。
钟在古代不仅是乐器，还是地位和权力象征的礼器。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飨与日常燕乐中，广泛使用着钟乐。
据《世本》、《礼记》、《吕氏春秋》、《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相传钟由垂、鼓、延、伶伦所造，表明其历史已很久远。
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掌握了节线的走向，并利用改变钟体壁厚的方法在节线敏感部位调节音高。西周钟内壁常见的凹槽和战国钟内壁常见的凸带，即为此而设的。铸钟要经过繁复的工序，音高误差需控制在0-±5音分之内，以保证良好的音质。
钟采用分范合铸法制造。年至年，山西侯马村古城东周遗址发现三千余块陶范，其中有大量钟、镈的内外范，提供了古代分范合铸法的物证。青铜钟的合金成分是锡青铜，并含有少量铅和其他微量元素。《周礼·考工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表明当时钟的合金比例已规范化。
钟悬于架上演奏。钟架，古称簨簴(Sǔn、jù)，横梁为簨，也作笋、栒；承托横梁的立柱为簴，也作虡、鐻。立柱下方有起稳定作用的跗座。由于每组编钟悬钟数目不同，架制也有多种。如一梁二柱(河南信阳楚墓编钟，十三件);二梁五柱(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编钟，二十二件);曲尺形二梁三柱(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编镈，八件);曲尺形七梁十四柱(曾侯乙墓编钟，六十四件)等。有些编钟出土时伴有钟钩、穿钉和敲击钟体的钟棰、钟棒出土。甬钟用钟钩或绳子悬系，钮钟用穿钉悬挂。演奏中小型编钟，用T形木棰；演奏大型钟，用长圆形木棒。以曾侯乙墓为例。其T形钟棰长62厘米、木棒长达厘米。
流传至今的先秦编钟
迄今为止，先秦编钟的发现数量已相当可观，据年的不完全统计，共一百一十六批，一百七十四组，九百零三件(型式、组、件不明者未计在内)。其中有铭文者约四百余件。
春秋中晚期编钟多为九件一组。在西周钟的基础上增铸了低音徵音和商音。在这两音为正鼓音时，其侧鼓音调成大三度的变宫、变徵。从而使整组编钟的正鼓音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全部音列可构成六声或七声音阶。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春秋楚墓)出土的一组钮钟。此时期编钟，每钟均发两音，一般已不在侧鼓部铸鸟纹。
战国时期编钟，除仍有九件一组者外，又出现十三件、十四件的组合。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是迄今发现最庞大的编钟，共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悬挂钮钟三组，十九件；中下两层各悬挂甬钟三组，四十五件。最小者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最大者通高.4厘米，重.4公斤。总重量公斤以上。
曾侯乙编钟此编钟的发现大量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和不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它生动地表明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和青铜铸造工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我国和世界考古史、音乐史上都是空前的重大发现。
战国至西汉时期，在我国西南地区，如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等地遗址中，发现各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双角钮形钟和筒形钟，它们是西南少数民族使用的乐器。
秦汉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先秦钟磐之乐的繁荣局面也结束了，双音编钟的制作随之消失。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咸阳铸钟架的立柱钟鐻金人十二，又建千石之钟、万石之鐻。这种巨大的钟应指朝钟。它是历代皇权君威的象征。
秦汉以后的历代皇帝为恢复周礼古制，也铸造雅乐所用的钟、镈。如南北朝时期，南梁武帝演奏雅乐所用钟磐达二十六架，五百零四件，均十二律俱备。宋代复古之风尤盛，宋徽宗(-)时，设置掌管音乐的机构大晟府，铸编钟十二套，约三百余件，至今，见于著录和流传于世的尚有十余件，其形制仿自当时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出土的春秋时宋国的宋公戌钟。
文末附上前面几篇对乐器的讲解。
由诗读史·《关雎》——先秦的音乐发展史：起源
由诗读史·《关雎》——先秦的音乐发展史：琴
由诗读史·《关雎》——先秦音乐发展史：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