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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百家号思慧聊历史，小编今天和大家说说中国古代史中席地跪坐的改变，小编了解到，中国古代席地而坐的风俗大约持续了三千年，在唐宋之际方发生变化。但是，东邻日本仍然长时间保留了中国此种风俗和相应的礼仪，可称是中华古风俗的活化石。
了解古代席地而坐其实涉及三个相关方面的问题，即坐姿、礼仪和家具。古代席地而坐的礼貌姿态就是坐，坐即跪坐，臀部压在脚后跟上，与跪在姿势上相近。故席在家具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席方能坐。“正襟危坐”就是指严肃的跪坐姿态。《论语·卫灵公》“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这就是当时入室后的起码礼节。古代君臣之间谈话是严肃的，故一般必须使用坐的姿态。贾谊与汉文帝谈“至夜半，文帝前席”。在跪坐的姿态下，汉文帝听得入耳，他的膝盖就不知不觉地在席上前移。
从考古实物看，安阳出土的商代玉人和石人雕像已有跪坐姿势，另有四盘磨村出土贵族白石雕像，双手后撑，膝盖弯曲坐地，头部斜仰的姿势，人体呈倒W形，看来也是一种商人的坐姿，后世似未沿用。秦兵马俑有蹲跪式，即半跪，古语或称“跽”，是由坐到起的动作，含有戒备之意。在鸿门宴上，樊哙突入，项羽“按剑而跽”。踞即是蹲，这在古代不是一种礼貌的姿势。坐地而双腿伸开，则称箕踞，更是不礼貌者。荆轲刺秦始皇不成，“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宋代的朱熹说，“古人坐于地，未必是盘足，必是跪。以其惯了，故脚不痛”。“跪坐，故两手下为拜。”“盖古坐时只跪坐在地，拜时亦容易。”“若拜时，低手祗揖，便是肃拜”，其实就是稍变跪坐的姿势，两手撑席。“稽首拜，头至地；顿首拜，头叩地；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此类礼节其实都是跪坐姿势的衍生。
古人也有揖礼。刘邦“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的描写有不少传神的史笔，活灵活现地刻画了汉高祖的粗野流氓气质，其中涉及当时的席地而坐的礼俗，今人若不懂此种礼俗，就无法理解他史笔之妙。用今人的语言说，则是刘邦坐在床边。但依照汉时的概念，只有跪坐方是“坐”，此种后人公认的垂足坐姿只能叫“踞”，是很不礼貌的。郦生就以降格礼对无礼，在室内不行通常的在席上的拜礼，而改行站立的揖礼。到了取消席地而坐的宋代，人们就以揖礼为主了，所谓叉手、唱喏之类，都是配合揖礼的。文天祥被俘到元大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行蒙古“跪”礼，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尽管如此，但跪拜之礼并未全废，室内或某些礼仪不再铺席，就另设褥位。如宋宫祀高神求子，“褥位以绯”，“乃请皇后行礼，导至褥位，皆再拜”。南宋给宋徽宗“发册宝之礼”，宋高宗“诣册宝幄东褥位，西向立”，“再拜”。《荀子·礼论》说：“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此处说到跪坐时三种重要家具，一是席，二是床，三是几。以下分别加以交代。席与古人的生活起居极为密切，王室与贵族、平民用席各有等差。据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孔子注重礼节，故“席不正，不坐”。汉光武帝“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
可见臣僚们见皇帝，往往是几人合着跪坐一席，“专席”“独坐”当然是殊恩。因古人生活起居与席的关系过于密切，就出现了如避席之类常用语。“礼，师有问，则避席起答。曾子闻孔子之言甚大且深，故瞿然起敬，避席立对。”出于起敬、惶恐、辞让等情况，古人就往往采用避席的动作。管宁与华歆断交，两人“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断交以割席的方式，这在垂足坐的后世是不可能采用的。古代臣僚上殿坐席，就必须脱鞋，汉高祖“乃令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就成为特殊的礼遇。“趋”是臣子入朝必须快走的礼仪。后来的权臣，如曹操、司马懿等都袭用此礼。
晚至隋唐交替时，“隋恭帝诏唐王（李渊）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当时仍然保留席地而坐的风俗，臣僚“引升殿，皆就席，解（剑）而后升”。“凡朝会赞拜，则曰‘某官某’，不名，亦殊礼也。”古人讲究名讳，不直呼大臣的名，也是殊礼。“拜”当然是前引朱熹所说的“跪坐，故两手下为拜”估计即使是古代贵族，最初大约就是在筵席上举行宴会。但史料和实物表明，西周时已发明了“几”的家具，宴会必设几。案最初是指有脚的托盘，用以盛放食物。东汉有著名的孟光“举案齐眉”，礼敬丈夫的故事。《周礼·考工记》说：“案十有二寸。”按一般的研究，《考工记》是战国时的作品。
战国时的度量衡已经相当邈远，姑以1尺约相当22.5厘米计，约高27厘米，不足1市尺。出现案一类带脚的托盘，可能如梁鸿和孟光那样贫寒之家，未必有经济能力置办几，饮食简陋，就以案代几，据案就食。故后来案渐与几混用。后世更演变为几小案大，唐朝节度使“视事之日，设礼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姑以1唐尺长0.3米计，高为0.36米，四方桌面各长2.4米。这仍是席地而坐时代的矮桌，而其桌面却要比如今的八仙桌大得多。朱熹说：“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时，须一椅一桌，木主置椅上。”反映了宋代与唐以前的风俗差别。床在周代已有记载。《诗经·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古代的床是卧具兼坐具，而床脚很短，坐床的姿势是跪坐。床上可设第，即竹编的垫。帝后专用者可称御床。
三国时，司马懿奏：“臣昔从辽东还，先帝（魏明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榻是床的变种，出现稍晚，榻最初是较小的，可以悬挂。在席地而坐之时，皇帝让臣僚升御床或御榻，算是一种殊礼。后世垂足坐，皇帝独处御座，自然再无臣僚“升御床”的景象。学者们对胡床早有不少研究，这是游牧民族一种轻便的折叠凳。胡床引进时，内地显然没有其他相似的家具，相近的只是床，遂取名胡床。古代的床是坐卧两用，而胡床既不能卧，也不能坐，即跪坐。按照古人的概念，只能是“踞”在其上，但胡床既有实用价值，终于流传，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椅、凳之类新家具，对改变汉人席地而坐的礼俗，起了相当作用。由此可见，在席地而坐的时代，帝王召见臣僚，可有多种场面。
汉文帝与贾谊谈话，应是皇帝面南，跪坐席上，而贾谊则面北，相对跪坐。《世说新语》卷中《赏誉》说许询与晋简文帝跪坐交谈，“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也是类似场面。帝王面南，跪坐在御几或御案之后，召见臣僚，也是一种场面。再如帝王面南，跪坐在御床或御榻上，召见臣僚。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琰）代，帝自捉刀立床头”，然而匈奴使者所注意的，竟是“床头捉刀人”，大致反映此种场面。此外，如魏明帝对司马懿托孤，估计病危的魏明帝只能躺在床上，而“升御床”的司马懿大约是在矮脚御床上跪坐。刘备向诸葛亮托孤，估计也是类似场面。传世的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为今人提供了由席地而坐转变为垂足坐的生动实证。夜宴自然是非正式的宽松场合，不必过于拘泥礼俗。
从画面上看，屋内全是使用高脚椅和坐墩，人们垂足而坐，坐在床上的姿态都相当随便，没有跪坐。特别有趣的是，韩熙载本人是盘腿坐在一张大靠背椅上的。由于佛教的影响愈益广泛，唐人使用跏趺的姿态已相当普通。如阎立本《步辇图》中，唐太宗也是盘腿坐在步辇上。按个人的体验，盘腿的坐姿显然要比跪坐舒服些。即使到辽、宋、金、元时，皇帝的座位还是沿用前代遗俗，称为御榻。南宋初，群臣反对和议，秦桧“于御榻前求去，欲要决意屈己从和”。祭山仪时，辽朝皇帝和皇后“升南坛御榻坐。群臣、命妇分班，以次入就位”。即使晚到明弘治十六年（年），“上召（刘）大夏入御榻前”。
关于御榻的样式，《宋史》卷一百四十八《仪卫志》有一段文字：“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瑑山（玉雕的山），以龙卷之。坐面用藤织云龙，四围错采，绘走龙形，微曲。上加绯罗绣褥，裹以绯罗绣帕。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拥之，为前驱焉。”既称皇帝“正衙”所用的“法坐”，应即是御榻。但“老内臣”能“马上拥之”，就不会是一个大床，实际上已缩小到与龙椅差不多，臣僚不可能像前代那样升御榻”。除了“法坐”之外，御榻也可有其他称呼，如“御座”“金交椅”“御椅子皆黄罗珠蹙”，又称“黄罗、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并脚踏”“御校椅”，或称“金龙御座”。但说御榻即是交椅、椅子，应是不错的。人们常说的“龙椅”，其名称出现似更晚。除椅子外，其他坐具有绣墩、蒲墩、杌子之类。杌子或称兀子，即是四脚凳。中国人常说衣、食、住、行，这四项当然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或风俗史的重要内容。
就住而论，古代主要发生两次大变化：一是自西周开始，以砖瓦木结构房屋取代了夏商时期的茅茨土阶，这是一大进步，直到清代为止，中国式的居屋大致还是沿用砖瓦木结构；二是在唐宋之际，人们在室内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坐，由此引起家具和礼仪方面的一系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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