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鼎，原是古人烧煮食物的器具，却逐渐成为国家政权的一种象征
大家好，今天小编要带给大家的文章是有关于青铜鼎的历史发展，话不多说，快点和我一起看看今天的内容吧！不知始于何时，历史文物在人们意识中竟成为枯燥刻板的代名词，其实不仅不然，而且还充满趣味，比如原本只是古人烧煮食物的青铜器物——鼎，特别是夏禹所铸九鼎，后来怎么就演变为国家政权的一种象征了呢？其实，在人们潜意识中还有一种误解，那就是普遍认为夏禹九鼎是“鼎”这种器物之鼻祖。而司马迁却在《史记·封禅书》中有“黄帝作宝鼎，象天地人”的文字记载即表明“鼎”不仅早在夏禹的高祖父黄帝时就已经出现，而且还成为夏禹“铸九鼎，象九州”这一行为之滥觞。
那么，黄帝所作“宝鼎”是否与夏禹所铸“九鼎”一样属于青铜鼎呢？关于这一点，最顺理成章的追问应该是中国青铜发展史上限是否到达了黄帝时代，或者直接质问：黄帝时代是否已经发明了青铜材质并具备铸造青铜鼎这类器物之工艺技术？考古资料证明，目前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器，是出土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的一件单范铸造之青铜刀，而马家文化遗址相对应的年代为前年左右，也就是母系氏族社会中晚期的黄帝时代，从而表明黄帝时代已经发明了青铜材质。不过，从这件青铜刀单范铸造之工艺技术上来看，要想铸造出比其绝对复杂之合范青铜鼎的话，恐怕还不能得出一个让人比较信服的结论来。
另外，从河南临汝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一块长5.3厘米、宽4.1厘米、厚2厘米的炼铜坩埚残块，以及龙山文化相当于尧舜时代这时间段来推知，早于尧舜时代之黄帝时代恐怕难以铸造出体形大、工艺复杂之青铜鼎。再者，在史书中虽然有夏禹铸九鼎之文字记载，但是考古发据中亦有关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陶期普遍出土的现象，这至少表明青铜鼎与陶在夏代是共同存在的，而从青铜器起源或脱胎于器这一被史料与考古发所证实方面来看，比公元前年夏启立国早近千年的黄帝时代，要想铸造出对材质与工艺等方面都有很高要求的青铜鼎实在是一件极其难为之事，或者说黄帝时代虽然已经能够铸造出器型简单、工艺粗糙的青铜刀具之类的小件青铜器，但是把黄帝时代称为能够铸造出青铜鼎或广泛使用青铜器的青铜时代还不足凭信。
换言之，也就是说把黄帝时代划入陶器时代才更符合青铜器历史发展之规律。还有，从《左传·宣公三年》中有“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的文字记载可知，古代文献中常把夏商周时代的青铜称为“金”或“吉金”(精纯美好的青铜)这一现象来分析，青铜在远早于夏商周之黄帝时代更应该是一种极为稀有珍贵的材质所以铸造颇费这种珍稀材质之青铜鼎实在是一件难以想象的奢侈品，否则黄帝何以把所作之鼎称为“宝鼎”呢？而从黄帝一生忙于征战四方从没有过安逸生活，以及有节制地使用山林川泽之物产等节俭美德来看，即便他所作之“宝鼎”是青铜鼎的话，恐怕也不会如夏禹九鼎之多、之大、之重。
诚如斯言，人们不禁要问青铜在那时何以如此金贵，夏禹九鼎难道就是因此而成为国家改权之象征的吗？其实，以今天眼光来认识青铜虽然只是红铜(纯铜)与其他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经过人类加工而形成的一种合金，但是古人能够在数千年前认识并改造人类最早认识的金属之一。红铜本身由于硬度低而不适于制作生产工具等性能，从而添加从各类天然矿石中提炼岀的锡、铅、镍、磷等，使之易于与红铜熔炼岀新的物质—青铜，这实在应该称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戈时代的伟大发明创造，更何况他们还能根据自己所要铸造器物之不同而准确添加锡与铅等物质的比例。
关于这一点，《周礼·考工记》中就有关于古人制作不同器物而采用不同合金比例的明确文字：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齐(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齐(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齐(剂)。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齐(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箭头)之齐(剂)。金锡半，谓之鉴燧(铜镜)之齐(剂)。由此可见，因添加不同比例之锡或铅等物质使红铜铜锈呈青绿色而得“青铜”之名的青铜，确实要比用还不如石器坚硬锋利的红铜制作工具与器物更具有优越性。
另外，青铜还具有熔化时流动性好、凝固时收缩率小而易于铸造岀精细器物，以及因其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而能够长期保存，因熔点低可使毁坏器物进行回炉重铸等优点，而大受王室贵族之追捧珍爱。也正因如此，青铜铸造业一经发明便被王室贵族所占有，青铜器物自然因为这种垄断而变得“物以稀为贵”了。既然青铜如此金贵，以之铸造的大型器物—一鼎之类的便更是稀有之宝了。前面说过，中国青铜器起源或脱胎于陶器，青铜鼎自然也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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