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秦为大鸟,垂头中国从秦文化的独特

年4月8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办《秦汉考古与文明八讲》系列讲座《秦为大鸟，垂头中国——从秦文化的独特性看秦统一的必然性》。本讲座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梁云老师主讲，举办地点位于北京大学考古楼A座教室。

图一梁老师与战国时代列国地图

讲座一开始梁老师便提及秦国能够在经过春秋战国后最终统一中国，与其文化的独特性有关，本次讲座主题就以比较秦文化与东方六国文化为基础展开，讨论考古学文化所见秦统一的必然性。

图二讲座现场

东周时期的不同国家都具有其自身独特性，而其中秦国的文化特征与其统一进程密切相关，这种独特性可由与东方列国比较后凸显而出。《史记?楚世家》提及“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这句话发生于楚顷襄王时期，即讨论白起拔郢前夕战国诸侯的情势。梁老师以此话说明首先是到了战国时代中期秦国已拥有中国的三分之二，取得列国间的绝对优势，另外也反映楚人并不把秦人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中国的边陲。秦人也自认与中国有所差异，东方列国与秦出现文化的隔阂。又如战国时期明确将六国统称为“山东”，与秦相对，东方六国间互称兄弟，而秦是“虎狼之国”对其敌视，这些案例在《战国策》中有许多例证。

另外也可以注意先秦时代对于“山东”的定义变化，周代以前分为东西两土，周所在为西土；到了西周时代则分为四土；战国时代由于合纵连横的出现而再度分为东西二土，其中的山东指郩山以东。这也可以呼应前述的秦与东方各国的区别。

梁老师谈及苏秉琦、李伯谦等人提出古国时代、方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观念，认为东周时期属于方国到帝国转变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由德国思想家提出，认为该时代东西方都出现哲学突破。在此过程中列国间文化有不平衡性，其中秦与东方六国的差别尤为关键，并直接指向了此后延续近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是帝国时代的开始，也是早期中国的结束。

由以上铺垫可知在数百年的列国纷争中，秦国能够脱颖而出并统一天下有其特殊性，可从历史学方面、文字学方面、和本次讲座的焦点考古学方面进行切入分析。首先是历史学方面，在宋代人洪迈的《荣斋随笔》谈及六国多用宗室贵族，秦重用客卿、臧知非的《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认为六国变法并不彻底，未能废除世官世族制，贵族政治特权依然很大，反观秦国从春秋时代已开始重用客卿，外加商鞅变法剥夺宗族特权十分彻底、杨照荣等学者提到东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化比秦国发达，秦在商鞅变法后建立较彻底的国家授田制，楚简则记录了当地存在土地交易现象。在文字学方面王国维提出“古籀东西说”认为东周古文字可分为东西两系统，东方是古文即六国文字、殷周古文。李学勤等人也同意此观点，认为秦的文字相对东方更为简约，接近西周文字。

以上这些古史与古文字的研究较为零散，在考古学上杨锡璋、李经汉认为秦和东方各国的社会区别是儒、法两种型态的对立，如秦的钱币制作比东方各国更集中、陶礼器在东方泛滥而在秦国则消失等。王晓田、高青山等人以及俞伟超、高明等则从考古学的用鼎与陶礼器制度不同来看商鞅变法。

总之与东方列国相比较后梁老师将上述材料与考古学上秦文化的独特性归纳为以下五点，分别是：

器物群的演化

器用制度变化

墓葬等级序列

墓地等级结构

都城型态演化

1.器物群的演化

针对器物群的变化，梁老师于讲座中强调东方六国器物的变化是连续的渐变，并且能够依据类型学进行更明显的分期，这种现象无论在三晋、楚国与齐国都有出现。在这种渐变特征中，新器形出现时旧器形并不会马上消失，存在两者共存的阶段。

图三晋与三晋铜器群演变

但反观秦国的青铜器群则出现明显的断层，东周时代秦国的器物出现了明显的跳跃式转变，以春秋战国之交铜器可分为前期的春秋形和晚期的战国形。春秋形有其自身搭配，如同簋和鼎搭配、方体甗等；但到了战国中期出现新的因素，如盖鼎、圆体甗等晋式铜器，另也有出现巴蜀因素等不同风格的器物。陶礼器等其他器物利用也出现变化，如陶礼器在战国中后期消失，器物组合也出现突变。日用陶器从喇叭口罐变化、陶釜数量突然增加而陶鬲减少等，另外即使陶鬲也出现了来自现今甘肃东部的戎人文化因素。这些新器物出现后新旧型器物仅有短暂共存，到了战国中晚期，早期的春秋因素便消失，另外又如蒜头壶等秦式铜器尚不知其来源，有可能是秦国自身创新的结果。

图四秦铜器群

图五秦国春秋型铜器(上)与战国型铜器(下)对比

除铜器外陶器除了仿铜礼器还是日用器都出现明显的跳跃性，在新器形于战国时代出现后会立刻出现主流。与东方各国的器物相比，秦国的考古文化出现全面突变，以春秋战国为界可分为两种考古学文化，梁老师称之为考古学文化的突变现象。这种情况表现出同一群人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种案例也可用于启发对于先周、先商文化的研究。

图六秦国春秋型陶器(上)与战国型陶器(下)对比

2.器用制度变化

除了铜器、陶器等器物外型的变化，器用制度也出现了明显的突变式变化。在春秋时代文化突变尚未发生时，秦国的器用制度比东方各国更为传统。在西周晚期出现了鼎、簋搭配的器用制度，但东方国家于东周时期后逐渐出现贵族陪葬两套以上列鼎等现象，如太原金胜村M赵卿墓出现一个大镬鼎以及多套列鼎，共27件。多套列鼎制度的解释较多，有出现实用器与明器的说法，或出现今式与古式器物等说法，不过梁老师认为可参考《仪礼?聘礼》，文中解释诸侯以卿作为使者出访他国时之礼，此时卿大夫可享受国君待遇。器物一组放生肉、一组放熟肉，依据食物进行区分。

图七金胜村赵卿墓M出土铜鼎

新的多套列鼎制度出现于东方列国可能与贵族资源增多与诸侯间交流频繁化导致的礼制繁缛化现象，罗泰先生认为这种繁复化是春秋中期的礼制变化，属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梁老师认为因为多国同时出现这种现象，应是礼制自然发展的结果。但这种新的多套列鼎制度并未出现在秦国，其表现比东方各国更传统，如甘肃毛家坪墓地等依然维持西周礼器鼎、簋组合，并未出现数量增多与器物种类增加现象。

图八毛家坪M号五鼎墓

到了战国中期秦国则彻底废弃周代用鼎制度，如五鼎级别的大型墓葬只使用两个铜鼎陪葬，废除了簋使礼器组合不完整。级别高的墓地墓口大，但器物数量少且缺乏簋，且原本流行的彩绘仿铜陶礼器在战国中期下降，晚期几乎消失，三晋式陶礼器也减少，改成日用陶器。相对的东方各国依然具有高比例的陶礼器，甚至出现陶礼器数量泛滥现象，如燕下都发现的墓葬出现明显复古风格陶礼器，如方座簋、方鼎等，可能也能反映燕王禅让事件等复古风气。

图九燕国墓葬仿铜陶礼器

图十东周墓地陶礼器比例曲线图

玉圭方面西周时期贵族使用玉圭或玉戈等瑞信以标记身分，大型玉圭仅出现在诸侯等级别墓葬。东周时期出现变化，一方面大型玉圭出现于低级别墓葬，另外玉圭数量与有玉圭墓葬比例也增加，东方各国依然使用玉圭甚至出现数量泛滥，也属于礼制僭越现象。然而秦国在战国中晚期却突然不再使用，如春秋中期秦墓大堡子山墓葬依然有成堆圭，但战国中期后却消失。秦国出现这种周代器物组合消失的现象原因来自于商鞅变法尽废周礼，导致其传统礼器制度符号系统与社会价值观发生根本性转变。

图十一东周时期墓地用圭比例变化图

（黑色实线为陇县店子墓地，属于秦墓）

总而言之从铜礼器、陶礼器、玉圭等用器制度来看，战国时代的文化十分复杂，出现如秦国般对过去的切断或变化的同时也有东方国家的复古现象。器物使用制度在东方各国与西方的秦国间出现鲜明对比。

3.墓葬等级序列

除器物外墓葬等级序列也可以体现秦国文化和社会结构与东方列国的不同。西周时期墓葬可分为国君、卿大夫、士与庶民等等级划分，呈现自上而下的等级序列。

在东周时期东方各国墓葬同样延续自西周，出现墓葬多阶层、小间隔特点，相邻级别墓葬差异较小，呈现金字塔型结构。如考古发现的晋系陵墓卿大夫墓地与王陵墓地规模相差无几。规模巨大的辉县魏国墓葬与楚国贵族墓葬，如枣阳九连墩楚墓、包山楚墓等，在齐国的春秋和战国早期贵族墓葬也出现较大量人殉以及与楚国类似的阶层现象，显示出贵族势力巨大。墓葬等级序列说明东方列国社会层级细密，而且中间阶层稳固而强大，权力较分散。

图十二东周贵族墓葬辉县固围村墓(上)、枣阳九连墩(下)

相对于东周墓葬，秦墓出现明显两极分化，君主墓葬相对其他阶层中小型墓葬而言非常巨大，这种现象从春秋时代已出现，如大堡子山墓地。墓葬规模上卿大夫完全无法与君主比拟，反映秦国出现明显君主集权而中间阶层羸弱，呈现扁平化社会结构，卿大夫权力较少。这种中央君主集权明确现象在东周时期较为特殊。此现象也能反映秦国使用更多客卿，且中下阶层社会流动较活跃，东方列国则是贵族势力发达且偏好任用宗亲并推行分封制。

图十三秦国雍城秦公大墓与孙家南头五鼎贵族墓大小对比

4.墓地等级结构

梁老师在讲座中提到墓地等级结构研究可分成两方面，首先是同一墓地内墓葬间关系以反映社会组织，再来也有较宏观的同一文化圈内墓地间关系的研究，在此演讲中梁老师使用了后一种方面来分析秦国与东方列国间的不同。周代的墓葬等级与等级叙列类似，可分为埋葬国君及夫人的王陵区、卿大夫的族墓与士和庶民的邦墓三层。在东方列国东周时期卿大夫族墓发达，延续时间长且距离国都远，如太原金胜村的赵卿墓即为春秋时代晋国赵氏家族墓葬，且地点位于家族封地晋阳城西北、辉县琉璃河墓地可能是晋国卿大夫墓地或卫国公室墓地、长治分水岭墓地属于三晋卿大夫等贵族、淅川下寺楚墓包含25座墓葬，是令尹蒍子冯(倗)家族墓地，属于春秋中晚期延续时间长、南阳彭氏家族墓地是楚国县治彭氏家族墓。以上现象说明地方贵族势力强大，且地方封君为世袭制。

图十四长治分水岭墓地(上)与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下)

反过来秦国墓葬两极分化严重，国君墓葬规模巨大而卿大夫等阶层墓葬不发达，反映了秦国明显的君主集权现象，这种现象从春秋时期已出现且延续到战国时代。另外秦国与卿大夫等公族墓地位于君主墓地旁，如雍城秦公陵园与其附属墓中，公子家族墓葬位于君主墓葬旁，宗亲贵族也埋葬在国都附近。总体来说东方国家卿大夫族墓较发达，延续时间长、距国都较远，而秦国卿大夫族墓地不发达且多位于国都附近。

图十五秦大堡子山墓地位置(上)、雍城秦公陵园与附属墓(下)

5.都城型态演化

首都型态也能够用于反映该国的政治文化生态，梁老师说明在东周时代东方各国属于城郭分治，将城市区分为贵族区与平民区，呈现大城、小城并列的现象，这种现象普遍出现于东方各国都城，如晋都新田尚未出现大小城，但赵都邯郸已呈现品字形城郭分治、新郑在郑国时代未出现大小城，但韩国时代出现两城现象、魏都安邑与燕下都都出现两城制、齐都临淄小城嵌入大城中，且两城间的城墙比对外城墙更厚，重点防御对象反而是东北方的大城，大城可能是姜齐首都，田齐则另辟小城，反映了田齐时代统治者的对立关系、楚国都城也分为大小两城。

图十六齐都临淄城考古线图

至于秦国雍城则未出现大小城之分，仅出现一圈城墙，而宫殿区四散于城内且规模大，雍城未分大小城的现象延续至咸阳城，该城宫殿区分布极大且尚未出现大城，城市大多是宫殿区，反映了秦国的中央集权制。

图十七秦都雍城考古线图

图十八秦都咸阳城考古线图

总结来说考古学上秦国与东方六国的差异可分为上述六点，器物群演变方面东方是连续变化，秦国跳跃式突变；器用制度方面东方逐步僭越礼制，秦国商鞅变法尽废周礼；王陵形制方面六国王陵式中字形或甲字形，秦国则是亚字形；墓葬等级序列方面东方各国属于多阶层小间隔，卿大夫阶级稳定且强大，秦国则是两极分化，卿大夫阶级较弱；墓地等级结构方面东方卿大夫族墓地发达，且距离国都较远，秦国卿大夫墓地不发达且缺乏独立性；都城形态方面，六国都城出现城、郭分治的“两城制”，秦都咸阳则为无大城的“非城郭制”形态，城内大多为宫殿区。

这六点不同中器物群与器用制度用于说明秦与东方列国间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东方属于连续性渐变，秦国则是跳跃性突变，反映了秦商鞅变法的彻底性与东方变法的不成功与不彻底。首都型态反映了政治、经济与军事特色，东方列国的两城制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以及工商业发展和军事守备需求，秦国非城郭形制则反映君权独大、工商业不发达且外线作战等国情。墓葬等级序列可说明东方列国分封制发达，卿大夫等中央阶层的稳固与强大，反观秦国呈现较明显的君主集权，卿大夫阶层羸弱，社会结构两极分化而扁平化。结合墓葬等级结构与城址等级序列可反映东方列国内部分封发达且长期推行，贵族多有其采邑或封地形成“大都耦国”现象，也证明了史学界对秦国不分封的认识。

梁老师于讲座最后总结到考古学上的种种证据反映了秦国与东方六国间不同的发展道路与不同的国情。而秦国不像东方列国般出现公室衰微现象，国君拥有足够权威以推动变法并取得成功，变法也会反过来强化君主集权。东方列国强大稳定的中间阶层导致激烈的变革流产，属于路径依赖现象。而正是在战国竞争激烈时期，高度集权才能调动足够社会与物质力量以应对兼并战争，而秦文化的独特性与改革的彻底性才使其脱颖而出，最终统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