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治学有大成者，莫不具有变通之精神。固守一隅，虽可成一家之说，但在学术史上很难留下浓墨重彩。近代史学大家，为学多有“三变”之说。王国维治学三变，肇发于西洋哲学，后转入中国文学，再转入中国史学。陈垣治学三变，始于钱大昕考镜源流之学，后致力于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全面抗战时期转为全祖望报国正心之学。陈寅恪治学三变，首先为“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其次为“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最后为“心史”。这些前辈学者研究方向和治学风格的每一次变化，都是时代特点、个人际遇和学术风气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一时学术风气的开辟之举。
在现当代学术研究中，似乎在某个具体领域的“专精”已成为常态，“渊博”“变通”的品质往往被人忽略。对于学者个人而言，在一个特定领域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深度，已相当不易。在当下学术研究已经高度专业化和细分化的背景下，若想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那样做到“三变”其学、屡开风气，对一个学者而言更可谓道阻且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晁福林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效法前辈先贤，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展现了古史研究者于学术背后不断扩展其人文关怀的过程。
根柢之学
先秦史的考证，从史料性质上，往往分为以传世文献为主和以出土材料为主，晁福林的史料考辨研究即在这两方面兼而有之。
20世纪70年代末，晁福林跟随赵光贤先生从事周代社会结构与乡遂制度研究。其成果《周代社会结构与“乡遂制度说”》主要依靠传世文献展开，后来收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出版。此文完成后，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领域，而是迅速开拓视野，转向对出土材料的讨论。80年代前期，《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陆续出版，晁福林将主要方向转向甲骨文。他撰写甲骨学论文多篇，其中《从甲骨卜辞看姬周族的国号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晁福林早年的考证文章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以文献疏证为基础。例如《读〈周礼〉札记》《〈商颂〉难句释疑》《“骏发尔私”新解》等文是对上古文献中字句的训诂和疏通。第二，以史事考证为主要方向，对有争议、不明晰的史事进行辨析梳理。如《垂沙之役考》《五国攻秦与修鱼之战考》等文，从纷繁复杂的零散记载中爬梳线索，对战国时期的这两场重要战役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了缕析，并分析其历史意义。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