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芙蓉》年第4期·
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国务院特贴专家。出版著作12部，《先前的风气》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年中国好书”。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册命之辞：中国古代官员的任职谈话
作者穆涛
中国官制的起和伏
官员不仅是职业，还是身份的象征，在古代要称呼老爷的。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指的不是个体职级的力道，是就整个官制体系而言的。
中国古代社会结束部落制之后，构建的第一个制度体系，就是职官体统。时间是西周初年的周成王时期，顶层设计人是当年的摄政王周公姬旦。这个官制体系严谨而缜密，自周天子以下，分列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每个序列层级分明，从主官到僚属，职责与职能清晰具体，甚至规定了职数与编制。天官63职，地官78职，春官70职，夏官70职，秋官66职，冬官佚失，到汉代以《考古记》补入“工匠”30职，共职主官。前五个官衙序列供职人数人，如果加上佚失的“冬官”序列人员，总数在6万以上。
这个官制体系，在周代初名《周官》，汉代修订为《周礼》，后为儒家“十三经”之一。
周公姬旦设计出台的这个官制体系，以现代的眼光看，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或者称为设计缺失。一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担任官职。是全社会大多数人的代表，还是少数有特殊地位和身份的？二是担任相应官职的人需要具备怎么样的资质，职官体系是国家管理的脉络和框架，职责不仅是国家管理，还须推动社会进步，各层级官员需要具备怎么样的能力和水平，才能称职？这两个重要的环节问题被忽视，甚至是漠视了。
周公姬旦设计并生产出了一部质量上乘的车子，但没有车辆使用说明，对驾驶员的资质和能力也没有做出规范性要求。事情是由人干出来的，再好的制度，如果执行者水平有限，或思考方式发生偏差，结果会大打折扣的。
西周的官员选拔延续商代的贵族世袭制，普通百姓即便再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参与国家管理。后来创新出一种“贵族推举制”，经由名门望族推荐可以入仕为官，也就是说，有势力的个体可以成立“干部培训中心”。有能力而无社会身份的平民，如果想出人头地，只能投身依附于显宦人家。这个制度的实质是对政府公权的一种极大削弱，在政府之外，生成无数个有社会影响力的“帮派组织”，有些贵族的门下客卿多达数千人，其中“战国四公子”最为著名，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同时向多个诸侯国输送官员。“贵族推举制”是旧中国“帮派气候”的肇始和源头。
一直到汉代，具体是汉武帝时期，官员选拔的首个“中国标准”出台了，称为“察举制”。
汉武帝刘彻是大皇帝，他首创并践行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方略，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个古代的皇帝，不搞“一言堂”，不以“朕的旨意”为核心，而以一门中国传统文化为治国的理论基础，这是很了不起的。所谓“罢黜百家”，是指“法家”“纵横家”“黄老之学”等其他学说，不适用于治国，但并不限制其在民间的学用和传播。西汉一朝，自汉文帝时起，废除“妖言获罪令”，不禁言论，由此成为古代社会唯一没有禁书的时代。
尊崇儒学是汉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社会精神走向的导航航标。同时也落地生根，既然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各级官员就要做儒学的行内人，于是确立了“五经”制度，《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成为官员必读书。
“察举制”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官员选拔面向社会，贵族和平民一视同仁。一个人熟读“五经”之后，再经过严格的专业考试，成绩优秀者，就取得了官员的上岗证。这是这项制度的精华所在。通过“规定动作”掌握了“特别技能”之后，才有资质参与国家管理，这个“特别技能”就是儒家的智慧。“察举制”到隋唐之后完善为“科举制”，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官考用书由“五经”增为“十三经”，具体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这个“学而优则仕”的制度，成为自汉代至清朝两千年间官员选拔的基本方法。
汉武帝还带了一个好头，也是开先河，给官考中的学霸以特别礼遇。依“察举制”的规定，每一届官考中的最优秀者，皇帝隆重接见，并亲自手书榜单，由重要官员到全国各郡县宣读颂扬，以彰显其名，“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后世的科考状元，皇帝以女儿许配招为驸马，也是由此启发而来。
由“察举制”而“科举制”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四个闪光点：
一、终结了“贵族制”，从全社会中遴选人才。中国是大国，地域广阔，民族多，人口众，如果以贵族世袭治理，会形成先板结，再动荡分裂的局面。
二、这种官员选拔制度，融国家治理、吏治建设、传承中华文化于一炉。中国地大物博，地域之间文化差异大，朝代更替也多，而且朝代与朝代之间不是顺治，是割裂和革命，基本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三合一”制度，确保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动脉渊源传承。最有代表价值的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是蒙古族和满族治理国家，正是因为这种选官制度的存在，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出现割裂和断流。
三、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选拔官员，既涵育着中国心，也给官员的权柄中增加了文化厚度，不是单薄的权治，而是以中国智慧治理国家。
四、给社会底层人带来了希望亮光，平民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读中国古代历史，我看见了一个了不起的现象，也是事实：凡是给社会底层百姓带来希望，并有宽敞生活出路的时代，都是大时代。
《周官》的制度设计
《周官》是一部政治工具书。
《周官》是中国第一部完整叙述国家机构设置以及职能分工的专著，涵及官制、田制、税制、法制、礼制、军制等内容。据汉代学者考据，《周官》的作者是周公姬旦：
周公居摄作而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
——汉·郑玄
这一段话，包含着西周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周武王去世之后，成王袭位，因年幼由叔父周公旦任摄政王，总理国家行政。周公居摄期间作《周官》，创立国家管理制度。当时的国都在西安，为强化对东部地区的管控，修筑洛邑，即洛阳城。周公摄政七年，还政于周成王。
《周官》一书在秦朝经历焚书之祸，被列为禁书，一度凐没。到汉武帝时，献王刘德从民间发现《周官》真本，献于朝廷，但秘而不传。到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校点典籍，此书立为官学，才首度公开。但此时仍称《周官》，到东汉时，郑玄为《周官》疏注，正式定名《周礼》。
献王刘德是汉景帝次子，汉武帝刘彻兄长，受封为河间王，去世后谥号“献”，史称“河间献王”。此公对中国古典书籍的保护和整理贡献巨大，秦始皇的“焚书”祸火，致使大量古籍失传，我们今天见到的先秦典籍，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经由汉代重新挖掘整理而成的。《汉书》中，对献王刘德的特殊贡献有具体记载：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汉景帝）前二年（公元前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仪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孔门弟子）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汉书·景十三王传》
《周官》把国家管理分为六个系统功能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的总原则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天官冢宰掌“邦治”，即国家政务之官。“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天官的编制，上起“大宰”，下至“夏采”，共63职，“大宰”也称“冢宰”，是天官序列最高职官，也是六官之首、百官首长，执掌天下政务，辅佐周天子治天下。
地官司徒掌“邦教”，即国家教务之官，“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地官的编制，上起“大司徒”，下至“槁人”，共78职，“大司徒”是最高首长。地官司徒所掌“邦教”,不仅仅是国民教育，土地之上的事物均是其辖制之责任。归纳着说，有八个方面：一是官员政教，相当于今天的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二是执掌税赋，力役，“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三是执掌山川湖泽物产；四是指导农业生产；五是执掌粮食物流与仓储；六是市场监管与督查；七是国民教育和风化训诫；八是祭祀事务。
春官宗伯掌“邦礼”，即国家礼政之官。“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春官的编制，上起“大宗伯”，下至“神仕”，共70职，“大宗伯”是最高首长。礼政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国之大事，具体职能有七个方面：一、执掌国家礼仪事务；二、执掌乐事；三、执掌卜筮；四、执掌巫祝；五、执掌日月星辰观测及历法；六、执掌天子车行旗帜；七、执掌宗庙祭器及文书管理。
夏官司马掌“军政”，“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夏官的编制，上起“大司马”，下至“都司马”（家司马），共70职。“大司马”为最高首长。具体职能有四个方面：一、统率军政事务；二、邦国划界分疆，通财度量，徕民致贡；三、执掌马政及马匹驯养；四、执掌天子车行。
秋官司寇掌“邦禁”，即国家司法官，“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秋官的编制，上起“大司寇”，下至“家士”，共66职，“大司寇”为最高首长。具体职能有六个方面：一、执掌刑法狱讼；二、执掌各项禁令；三、执掌隶民；四、执掌盟约事务；五、执掌王国与诸侯国及域外国（蛮夷）纠纷事务；六、执掌辟除。
冬官职事失传，秦始皇的焚书之祸，致使《周官》中“冬官”佚失。汉代以《考工记》补入。依《周官·天官》中记载，冬官掌“事典”，即国家事务官。职能涉及“富邦国，养万民，生万物”。
依《周官》设计，国家有六种职业，“百工”是其中一种。“国有六职”，指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考工记》记载“工匠”六种：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
攻木之工七种：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六种：筑、冶、凫（乐器）、栗（量器）、段（金属工具）、桃（刀刃兵器）；攻皮之工五种：函（铠甲、皮甲）、鲍（皮革）、韗（皮鼓）、韦（皮加工）、裘；设色之工五种：画、缋、钟（羽毛染艺）、筐（布帛印花）、（丝染）；刮摩之工五种：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两种：陶、瓬。
《周官》以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功能系统结构国家管理框架，到隋唐之后，定型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度。
太仆正与大司徒
《冏命》和《君牙》是《尚书》中的两篇文献，文章体例旧称“册命之辞”，就是史官记录下来的官员任前谈话。谈话人是周穆王，被谈话人是太仆正伯冏和大司徒君牙。
这两个职务有代表意义，大司徒位高权重，太仆正职级不是很高，但职位显赫，是国家领导人事务总管。
太仆正又称“太御”，是掌管周天子事务的总负责人，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周礼》官制中有“太御”和“大仆”之职，太御是中大夫，是周天子近侍之臣的主官。大仆是近侍之臣，职位下大夫，“大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大仆负责周天子出行以及礼仪规制，对外发布王命，掌管诸侯大臣的奏章和上书。“太御中大夫，太仆下大夫，则官高于太仆，故以为《周礼》太御者，知非《周礼》太仆”（《尚书正义》）。到汉代时，“太御”职能分解为“光禄勋”和“太仆”，均加封“卿”爵，位列“九卿”。
汉代以“三公九卿”为国家管理的最高机构框架，皇帝之下，设立三公和九卿。三公具体是，丞相，总理国家事务；太尉，掌国家军政；御史大夫，掌国务监察。九卿具体是，太常，主管意识形态；光禄勋，皇帝事务总管；卫尉，首都地区卫戍军队首长；太仆，主管皇帝出行，兼管国家马政——在古代，马是重要的军政物资，由国家管控；廷尉，主管司法；大鸿胪，主管礼仪外交；宗正，主管皇族事务；大司农，主管国家财政；少府，主管宫廷财政。
古代有“加官晋爵”制度，为强调一个职位的重要，加封晋授职级，九卿均在此列。如今也有这样的设置，比如职务前加“国务委员”或“常务委员”。
大司徒地位显赫，是命官，职能兼容民政部和财政部，到后世衍为户部。周代的大司徒权限更宽，还兼着自然资源部和税务总局的职责，掌“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古代以土地的面积和类型计量税收，“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周礼·地官司徒》。此外，还执掌民事、民政、风化、人民就业等相关事务，其职责与职能的规定也是很具体的。
比如社会分工和就业指导方面，周代把天下事物分为十二个门类，“颁职者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敛材，四曰阜蕃，五曰饬材，六曰通财，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周礼·地官司徒》）。
职业分十二门类，使王畿之地及诸侯国百姓各从其业。一是材料谷物种植，二是瓜果菜蔬，“树艺涓园圃毓草木”。三是渔猎，山林川泽之材物采集获捕。四是畜牧养殖。五是材料加工产业，“饬材”指“百工饬化八材”，古代的饬化八材，指珍珠、象牙、玉料、石料、金属材料、皮革、鸟羽等手工业。六是商贸业。七是女性从事的丝麻纺织业，“化材”指“嫔妇化治丝枲”。八是物流集散，“敛材”指“聚敛疏材”。九是佣工，“生材”指“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十是职业培训。十一是世袭行业，“世事”指“累世专业相传，凡巫、医、卜、筮诸艺事”。十二是杂役服务行业，“涓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公家服事者”。
再比如宣化教民方面的“六养制度”，“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周礼·地官司徒》）。
西周是中国社会治理改革的第一个大时代，终结了商朝的神权模式，完成了由天神到人的华丽转身，进而奠定了以敬天为基础的人伦物理道德的社会形态。这种文化转型的标志之一即是“六养”，以“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构建社会维稳体系，其中“宽疾”和“安富”是有现代意识的，“宽疾”是残疾人保障制度，“宽免其劳役”，《礼记·王制》又进一步做出具体规定，“喑、聋、跛、躄、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安富”是与“振穷、恤贫”对应而言的，“安富，平其徭役不专取”，“言役均平，又不专取，则富者安，故曰安富”。安富，意在消减人们的仇富心理，使富人心安。振穷和恤贫是社会公平，安富也是社会公平。
大司徒还兼管基础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交、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司徒》）。
《冏命》：领导身边工作人员训诫书
伯冏受命担任太仆正，任职之前，周穆王与他谈话，史官记录下来，即是《冏命》这篇文献。谈话的核心内容，是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君主身边的工作人员。
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
周穆主说话坦诚实在，而且自律自谦，“伯冏，我的水平和能力有限，继承国家君主大位之后，人轻任重，心中怵惧，如入险境，常常夜不能寐，思考如何避免过错。过去的文王和武王，无所不闻，无所不见。各级官员，心系忠良，左右近侍之臣，均为中正之人”。
“惟予弗克于德”。“克”有“肩负”的意思，“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说文》）。“弗克于德”，是德不配位。周穆王自我评价修养不太够，德不配位。“丕后”，指国家君主大位。“怵惕惟厉”，“怵惕”是“忧虑、警惕”，“厉”是“险境”之意。心存敬畏之心，如履薄冰。“思免厥愆”，“愆”指行为和思想的过失，思考如何避免出现过失。
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
我的不善，依赖前后左右的近侍之臣来匡辅。匡智之不及，纠行为不检点，格正非妄之心，以继续先王事业。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伯冏，我任命你担任太仆正，总领并匡正近侍之臣。尽力匡辅我的品行，你与同僚齐心匡助我的不逮之处。
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尔无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货其吉；若时瘝厥官；惟尔大弗克只厥辟，惟予汝辜。
这一段内容是核心，讲了四层意思：
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
慎重选拔属下，不要任用巧言令色、逢迎取宠之人。要任人以贤。“巧言令色”是花言巧语，“令色”是伪装，“足恭”是谦敬过度，均为侧媚取宠之指向。“便辟”，朱熹的注解是“虚饰不实之人”，“谓习于容止，少诚实也”。
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周穆王的这句话被后人尊为醒世名言，左右近臣人品端正，君主才能自觉端正。左右近臣一味献媚，君主会自以为圣明，君主之明在于近臣，君主失明也在于近臣。
尔无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货其吉；若时瘝厥官；惟尔大弗克只厥辟，惟予汝辜。
你要远离小人，如果以小人充当耳目近臣，会导引君主悖离先王之法。如果任用一名官员，不是因为他的品质和才能，而是由于他行贿，就会败坏官职之德。一旦你这样做了，就是对君主大不敬，我会不留情面地处罚你。
王曰：“呜呼，钦哉！永弼乃后于彝宪。”
穆王最后说：“记住，保持虔敬之心是第一位的，并以此为最高原则，辅助君主依照国家基本礼法做事办事。”
命官之德：尔身克正，罔敢弗正
周穆王授命老臣君牙担任大司徒，任职之前的谈话，被史官记录下来而成《君牙》。
呜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乱四方。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君牙，您的祖辈与父辈，世代忠正，致力于畿辅我大周王室，其卓著功勋记载于太常旗上。我承续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体统，寄厚望于您等老臣，助我治理四方国家。对于国之大业，我还年轻，心存忧惧，如蹈虎尾，如履薄冰。
“厥有成绩，纪于大常”，这句话中，隐含着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文化传统。
太常，是等级最高的旗帜，又称“三辰旗”。
中国古代的旗帜分为九个层级：太常、旂，旃，物，旗，，旐，旞，旌。在周代，举行国家大典的时候，由大司马颁授旗帜，周天子的乘车之上竖立“太常旗”，诸侯乘车之上竖立“旂旗”，列卿乘车之上竖立“旃旗”，将帅乘车之上竖立军旗，州邑乘车之上竖立“旗”，县邑乘车之上竖之“旐旗”，都邑公车之上竖之“旞旗”，都邑之外公车之上竖立“旌旗”。九种旗的旗面上，均明示书写各自官事，以及主官姓名。在典仪现场，九旗分列飘扬，以彰著社会秩序的不同层面。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
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太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
——《周礼·春官宗伯》
九旗的旗面图案，即古人讲的“章物”，各有不同。太常旗为日、月、星辰。旂旗为交龙。旃旗的旗面正幅与装饰物为同一种颜色的帛，即“通帛”。物旗为“杂帛”，指不同颜色。军队统帅的旗面为熊虎。旗为鸟隼。旐旗为龟蛇。旞旗和旌旗的区别在旗杆顶端的饰物。全羽，指每根羽毛都染五种颜色；析羽，指每根羽毛只染一种颜色。
太常，又称三辰旗，旗面图案是日、月、星辰，“谓有日月星辰之亲”，“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为天地太常之道，寓意君主循天地常道治理国家，因而旗语为“太常”。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功勋之臣姓名，记于太常旗上，标榜为国家的楷模和荣耀。
君牙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记录于太常旗上的国家功勋人物。
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缵乃旧服。无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则。
君牙，我任命你为我的辅佐之巨，做我的股肱心腹，承续你祖上之位。不要愧对你祖先的德望，深入探究五常之道，以顺民和安民为治国之法度。
“五典”，即“五常”。“五常”的最初之义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常次序。到汉代之后，丰富为“仁、义、礼，智、信”。在上古时期，“五典”为治国理民的基本原则。《尚书》中的《尧典》和《皋陶谟》也有关于“五典”的记载。“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惊哉”。
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
“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这句话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身为命官，你行为端正，就没有人敢不端正。老百姓心中没有行为的准绳，你就是准绳。夏季酷热多雨，老百姓哀怨连连。冬季天寒地凉，百姓哀怨难忍。老百姓的日子难辛难熬呢！洞察到百姓的艰辛之处，思考并找到脱困解难的具体办法，民心则安然可定。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旧典时式，民之治乱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穆王说：“君牙，你肩负祖上的职任，应尽心恪守先王老臣之风范，百姓或治或乱取于你的所作所为。在你先辈业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拓宽我大周的治世之道。”
周穆王的敬畏心
一国之君的大心脏是怎么跳动的？
考量中国的吏治史，这是绕不过去的硬核题目。君主的性格、思维方式，以及胸襟、志向、趣味，往往决定着一个时期的社会成色，这是我们中国的政治特色。甚至可以这么说，在古代的专制中国，君主之心的厚薄，基本呈示着时代品质的高与低。
周穆王姬满，是西周第五位君主，史称穆天子。西周前四位君主分别是，开国之君武王姬发，成王姬诵（成王即位初年，由叔父周公姬旦摄政七年），康王姬钊，昭王姬瑕。中国历史上首个有记载的“治世”，称“成康之治”，指的是成王和康王时期。事实上，这两位君主自身并没有特别的作为，所谓的“治世”，主要是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创立国家之后的成果延伸，尤其是周公姬旦的治国韬略。武王灭亡殷商，建立周期，但仅仅三年之后就去世了。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总理国家事务，周公是“成康之治”的总设计师。
成王和康王是“享成之君”，是活在祖宗光环里的君主。“成康之治”繁荣的表面下，潜伏着两个巨大阴影：一是内政疲弱，“王道微缺”，祖宗的老本吃得差不多了；二是外困，国家安全出现危机，来自“东夷”和“南夷”的侵扰和挑衅日趋严重。西周统治的核心区是黄河流域，当年的外患不是北方，而是东南和南方。在东南的淮河领域有徐国，在长江流域有荆楚国，在江淮之际有虎方国和扬越国，这些都是古老的部落壮大而成的国家，原本与周王室的关系时好时坏，成康时期，弱主执政，渐而变得肆无忌惮。再之后战事升级，周昭王就是在征讨荆楚国的途中病逝的，“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汉水）”（《史记·周本纪》）。
周昭王非命征途，穆王于悲痛之中即位。
穆王即位这一年已经五十岁了，在位时间五十五年，“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史记·周本纪》）。这位长寿至岁的政治老人在他的任内创造了多项奇迹。
首先是化解边疆危机，通过一系列南征北战，实现了和南睦北，稳定东南和南方诸侯国，实现了休戚与共。又两次北征犬戎，令其远遁。关于北征犬戎，在当年是存在争议的。据《国语·周语》记载，大臣祭公谋父直接提出反对意见，主张睦邻友好，“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这句话的意思是，周氏族脉的传统是耀明文德，不轻易显示兵威。兵威应收敛，一旦发威，必须收到大效果。一味显示兵威，是黩武。穷兵黩武是于事无益的。因此周公姬旦的《颂》诗有言，“收起楯戟，藏起弓衣”。周穆王坚持出兵北征，应该是预防南疆动荡局势的重演。
其二是修订刑法，“作修刑辟”，初步建立以法治国的政治理念。西周刑法制度的亮点在于“祥刑法条文刑”，制定严格，但在执行的时候从宽处之。《尚书·吕刑》中具体阐述了周穆王的法制思想，其中有两点具有现代人的思维。一是审断同一种罪行，对于惯犯与偶犯要区别对待。“非终惟终在人”，“惟终”指一贯犯罪，“非终”指偶犯。二是法官对待罪犯，不要像一般人那样去仇视，要有悲哀怜悯的心理，“哀敬折狱”，一个人犯罪，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还是社会的悲哀。这句话很重要，比如官员犯罪，贪官人人憎恨，但审判者和执法者要清醒地认识到，官员犯罪，不仅是社会的悲哀，还是社会进程中的成本和代价。由这句话后来衍生出“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不是官员有特权，可以免于刑罚，而是指官员犯罪，依罪行当罚则罚，当斩则斩，但不要特别强调刑罚的形式。具体是说，不要把官员太多的罪状和罪证公之于众，否则会招致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或仇视。仇官心理一旦被放大之后，会成为动摇国家根基的隐患。
其三是强化执政理念，“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复宁”（《史记·周本纪》）。《冏命》这篇文献，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形成的。
周穆王的了不起之处，还在于胸中跳动着的一颗敬畏心。敬天地，敬祖脉传统，敬人事。用今天的话说，是爱祖国，爱人民。“怵惕惟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周穆王作为一国之君，没有“一览众山小”的心理，始终保持一颗虔敬之心，如踩虎尾，如履薄冰。“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周穆王和下属谈话，态度诚恳，直言“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水平，多多拜托诸位帮助我”。“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周穆王特别叮嘱大司徒君牙，要记住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呢。
“仆臣谀，厥后自圣”，这是周穆王最清醒的认知，一位君主如果整天被阿谀谄媚之臣紧密围绕着起哄，大脑会失去判断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