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淑苹，《考古所见《周礼?六器》的形成》，徐州博物馆编，《汉代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徐州）》，科学出版社，年10月
考古所见《周礼?六器》的形成
邓淑苹
提要
中国玉文化萌芽自九千年前，但中国玉礼制约萌芽自六千年前，终结于年帝制结束时。由于生态的不同导致史前玉文化自然形成华西、华东的对峙，发展到公元前11至前3世纪的周代，就形成周文化与楚文化的差异。
周族源起自黄河上中游，先周时即发展了“圭璧制度”，璋是与圭有关的玉礼器。春秋战国之际荆州地区楚式绿玉矿的被发现利用，建构了新的楚式礼玉。从楚简可知，多種佩玉可礼神，琥、璜更是其中重要的葬玉。
考古資料显示，黄河上中游自史前即发展了“璧琮组配”的祭仪。齊家文化結束後，商周礼制中不见琮的地位，但甚多齐家文化玉琮散存于商周墓葬中，多系贵族的古董收藏。約春秋晚期起至战国时期，黃河中游出现一小波新制作体小工粗玉石琮的习尚。或僅是沈寂千余年的古礼略做短暫复兴。《周礼》以：圭、璧、璋、琮、琥、璜为祭祀天地四方的“六器”，应是战国时期儒者，融合三個系統的玉禮制所建构的新体系。早年聯志村、蘆家口出土大批祭祀用玉，经研究应是西漢武帝時祭祀遺存。若然，二處所出合於《周禮》“六器”說的成組玉器，很可能是河間獻王呈獻《周禮》於朝廷後，在西漢的實踐。
關鍵詞：玉禮制周禮六器圭璧制度璧琮組配楚式禮玉
新石器时代玉礼制的形成
根据最新考古资料，公元前年左右，在黑龙江饶河县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文化，已发展了较原始的玉作工艺，[1]公元前年前后，黑龙江省密山县（今密山市）兴凯湖畔的新开流文化以及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的玉雕工艺逐渐成熟。[2]所以中国有长达九千年的玉器发展史。
由于先民是在磨石头制作工具、武器时才体认出玉坚韧耐用且色美质润的物理特性，所以中国玉器发展史的最初三千年，远古先民制作的玉器只有简单的工具与装饰品，并没有发展出礼制上的意义。。
岁月悠悠，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大约在公元前年左右，美玉制作的装饰品或工具，逐渐成为所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开始具备玉礼制中“瑞器”的意义了。例如，江苏苏州张家港东山村马家浜文化晚期墓葬，出土了用闪玉制作，[3]由五件玉璜构成的“列璜佩”。[4]学者研究分析后认为，在马家浜文化晚期，玉器已有了昭示墓主身份地位的功能。[5]而陕西南郑龙岗寺仰韶文化早期墓群中，也出現以扩大墓圹尺寸，随葬玉工具及体大精良石工具来象征墓主身份的现象。[6]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玉礼制”的萌芽。
又过了五百年，至公元前年左右，华夏大地上的玉作更为多元化，且普遍地出现用美玉沟通人神的现象而祭典中协助沟通人神的玉器，就是玉礼制中的“祭器”。由于华东先民和华西先民在地区生态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下分别发展出不同的自然崇拜信仰，“祭器”的风格与功能差异显著。华东先民发展出了“动物精灵崇拜”（以下简称“物精崇拜”）的神秘信仰，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遗址中，出现许多用美玉制成的、雕琢龙、虎、鸟、人、昆虫等母题的人体装饰品，或是先民认为巫觋们穿戴这类结合美玉精气与动物灵性的玉饰，就能增强其与神祇交流的法力。华西先民则发展出了“天体崇拜”与“同类感通”的原始思维，从庙底沟文化，先齐家诸文化（客省庄文化、菜园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半山文化）［7］到齐家文化，逐步发展出以造型象征天地的玉礼器——圆璧与方琮。他们不但大量制作这种毫无实用功能的玉器，且以同等数量的璧与琮掩埋于墓葬或祭祀坑中（详细论述见本文第三节）。
换言之，中国玉器史共九千年，但中国玉礼制史只有六千年。从公元前年开始，特殊
的玉工具、玉饰品成为身份的标志——玉瑞器；从公元前年开始，特殊纹饰（动物）、造
型（圆方）的玉器，用作通灵的媒介——玉祭器。瑞器和祭器就是玉礼制的核心。
到了公元前年左右，或正是古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崛起于中原之际［8］。从考古
资料可知，当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分布着多个制作使用玉礼器的政体，今日学术名词多称之
为考古学文化。华西地区有齐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等，华东地区有山东龙山文化、后
石家河文化等。当时位于黄河中游的二里头遗址，可能就是夏王朝的大都邑之一［9］。
前述各考古学文化都发展出了自身特有的玉礼器［10］，而位居中央的二里头，出土的玉器
兼具了华东与华西不同的风格［11］。此时玉礼器的普及性与多元化现象，正合《左传·哀公七
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
“玉帛”是“玉”和“帛”两种物品的连称。从《国语·楚语（下）》记载的观射父与楚
昭王关于祭祀用“精物”的对话可知，古人认为“玉”和“帛”是两种含有“精”的物质［12］。
“精”即是“精气”“能量”［13］。
总之，自公元前年开始，既硬又冷的“玉”被先民用作制器的材料；自公元前年开始，玉器逐渐作为等分身份、沟通人神的礼器；到了公元前年，“玉帛”成为华夏大地
上先民普遍用以祭祀与会盟的“信物”，这真是一段漫长的“玉帛文化”形成之路［14］。
“三代”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论语·卫灵公》，一直到战国时期，该词都是指夏、
商、西周［15］，即公元前至前年，约年。秦朝之后，“三代”的含义才开始包括
东周［16］，下限至公元前年，总年数增加年。
《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说
明孔子了解夏、商、周三代虽先后传承，但其礼制根源本是不同，后代在前代礼制基础上有所
增减。事实上，夏、商、周，是三个不同族系的先民，分别崛起自华西、华东、华西。商族起
源自河北南部的下七垣文化，周族发迹于陕西渭水流域［17］。唯有夏族的起源地说法较多，但
近年考古资料显示，夏文化与陕北石峁文化关系较为密切［18］。
以玉器为视点剖析三代，也明确显示出西、东二系玉礼制的轮替消长与渐进融合。笔者曾
撰文详论［19］，限于篇幅，此处仅能简述之。
二里头文化的玉戈、牙璋、带格线多孔刀，呈现出与华西石峁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柄形
器却是来自华东的后石家河文化，而玉器侧边常雕刻的华东式扉牙，则可溯源自河姆渡文化的
“介字冠顶”。
商代早中期玉器品类少，以玉戈、柄形器为主，应分别用作瑞器与祭器。商中期晚段，出
现了少量动物主题玉雕［20］。商晚期动物主题玉雕大盛［21］，人、鸟母题玉雕常在下端设置供插嵌于长杆的榫头，证明这是典礼中招降神灵的“玉梢”［22］；龙、虎等母题玉雕多带穿孔，可缝缀于巫觋作法时穿着的“宝玉衣”上［23］。若仔细比较，商晚期动物玉雕的主题及造型与红山文化晚期玉雕非常相似，但动物身上雕满细密旋绕纹饰的装饰手法又雷同于良渚文化。这充分说明古老的华东“物精崇拜”信仰随着东夷大族商人的壮大而复兴。除了动物主题玉雕大盛外，
商晚期也流行器表刻有同心圆纹的玉璧，可能是盖天宇宙观中“七衡图”的萌芽期表现［24］。
周族源起于今陕甘一带，从地缘关系可知，先周文化肯定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齐家文化（公元前至前年）［25］盛行以“天体崇拜”“同类感通”为基调的“璧琮组配”玉礼制，但从《尚书·金滕》记载的武王病危时［26］，周公手秉玉圭，面对祭坛上竖植的圆璧，向依附于玉璧上三代祖先之灵祈祷的仪轨［27］可知，周族的玉礼制主要为“璧圭组配”，祭祷的仪式就是“植璧秉圭”。由此可知，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黄河上中游原本盛行的齐家文化的“璧琮组配”玉礼制，逐渐被周族的璧圭组配”玉礼制取代。
铜器铭文及先秦文献均记载西周施行“命圭制度”。如《诗经·大雅·崧高》周宣王派王舅申伯保卫南方疆土的记载：“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受封的诸侯回朝时需捧着命圭朝见天子，如《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
那么文献和金文中的“圭”究竟是什么样的玉器呢？笔者曾于年论证“圭”可分为“平首圭”与“尖首圭”。史前先民所用的玉质斧钺铲类工具，就是祭典中代表个人身份的礼器——圭，可称为“平首圭”［28］（图一）。这样的玉器曾长期被误以为是中药店的“药铲”，直到清末吴大澂将之考证并正名［29］。
尖首圭由玉戈发展而来。可能属夏王朝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戈，已非“戈”的萌芽期作品，在目前所见资料中，神木石峁征集的墨玉戈可能更具原始性［30］。商王朝时，玉质斧钺类工具（平首圭）与玉戈（尖首圭）大致并存，它们在墓葬中的随葬数量与摆放位置也大体相似。周王朝时玉戈（尖首圭）取代平首圭，成为主要的礼制用玉圭［31］，且样式逐渐固定，发展成一端带三角尖的长方片。
从商晚期至东周战国时期，“戈”因质材差异而有了不同的发展（图二）：铜戈是实用兵器，所以
发展出“阑”和“胡”以增加其绑缚在长杆上的稳定度；玉戈用作身份象征，所以中脊与刃线、戈身与戈柄的分野逐渐消失，发展成上端带三角尖的长方版，也就是礼制上的“玉圭”［32］。所以在周代礼制上，玉戈就是玉圭。
西周贵族墓中常随葬一些来自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国时的，年代较早的古玉［33］。西周晚期晋、虢、
芮等姬姓诸侯国特别讲究丧葬排场，墓主身上常铺排古董级的圭与璧，如天马曲沃M8墓主胸前出土的成组圭璧（图三）［34］。
《诗经·大雅·卷阿》以“如圭如璋”形容相貌堂堂的男子。《诗经·大雅·棫朴》以“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赞美君王仪态端庄。从西周金文可知，“璋”是与“圭”相关，但等次稍低的玉瑞器。如逨盘、逨鼎铭文中记载“反入堇圭”［35］，而在颂壶与颂鼎的铭文中，相同的仪轨却是“反入堇璋”［36］。学者考证，西周的璋可能是扁平长条形的玉版［37］，春秋早期芮国墓葬中可能就出土了名为“璋”的玉礼器（图四）［38］。
除了圭、璧、璋之外，组玉佩、柄形器也是西周至春秋早期重要的礼器。
多璜组玉佩是周文化圈高级贵族男女必备的身份象征物。最初，其单片多来自齐家文化多璜联璧的散片，以各种色彩、质地的珠管类串系而成，先周时期已见散片。整个西周时期多璜组玉佩均是贵族身份的表征［39］。
柄形器由后石家河文化神祖面纹嵌饰器逐步简化演变而成［40］，夏商周三代一直沿用，到春秋早期，其随着古典宗教思维的衰退而逐渐消失［41］。
三、战国时期“复古”元素中的“琥”与“璜”
东周时期，由于犬戎入侵，周王室东迁且逐渐式微，原本长期被压抑的一些远古文化因子，以不同的面貌作了不同程度的复兴。
良渚文化是史前华东地区的强势文化，盛行隐含“虎”“龙”意义的玉雕和璜形玉器。这一物精崇拜的文化传统在商晚期一度复兴，西周时则被压抑，到了东周时期，又依凭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强势崛起。随后，楚国通过兼并吴、越及周边数十个小国，一度成为战国时版图最大的诸侯国，在其发展的“楚式礼玉”系统中，“琥”与“璜”是重要的葬玉。
从考古出土资料甲骨文、金文［42］及《尚书》《诗经》《左传》等较为传递周代史实的文献可知，史前华西“天体崇拜”里的“方琮”元素，不受商族、周族的重视［43］。商周遗址中虽常见齐家文化玉琮，但多属贵族所藏之古董。直到公元前5世纪以后，也就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在周文化圈的三晋地区，新出现一小波制作体小工粗玉石琮的习尚。
换言之，战国时代南方的“琥”“璜”，北方的“琮”，都是新出现的“复古”元素，儒者将之与周文化的“璧”“圭”“璋”相结合，完成了“六器”的架构。下面笔者将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具体论述。
战国玉礼制最大的变革就是“楚式礼玉”的高度发展。过去，由于研究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