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小学生研究癌症获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小学组)一等奖，后有神童一天作诗首，“别人家的孩子”还真是能不断带给人们惊喜和惊吓。“自古英雄出少年”，可神童未必真神通，即便有前车之鉴，仍难抑制一代代家长造星封神的冲动。
在古代，神童观主要是以成人标准去衡量的，一个孩子如果在幼年时，便能做到许多成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就是神童了。
历代神童各不同
纵观历史上的神童就会发现，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神童评价标准。
甘罗是战国时代秦国人，系名臣甘茂的孙子。《史记·甘茂列传》记载，甘茂去世时，甘罗才12岁。当秦始皇开疆扩土的时候，吕不韦希望张唐去燕国为相，但劝说未果。小小的甘罗不仅成功地游说了张唐，而且单独出使赵国。
结果是，赵王听从了甘罗的建议，将5座城白送给秦国。后来赵国对燕国用兵，拿下燕国36城，把其中的11座献给了秦国。也就是说，甘罗光靠动嘴皮子，就不费吹灰之力让秦国得了16座城。
这个套路倒是很有战国特色。回国之后，甘罗一夜成名，并被封为上卿。后世据此说甘罗12岁为秦相，其实上卿只是一种爵位，手中没有实权，倒是甘罗的祖父甘茂，确实担任过左丞相。后来的甘罗，似乎人间蒸发了，再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甚至音讯全无，让人不禁怀疑其真实性。
就连已知的事迹，所注的水分也不少。构成甘罗故事的基本要件，如秦国主动送还燕太子丹、赵国攻下燕国赠给秦国11城等并非事实。甘罗的神童之路，显然经过了人工包装。这个神童的出现，其实有纵横家们为自己涂脂抹粉、壮大声威的成分。
汉代的神童则是另一种面貌。当时天下太平，儒家思想取得了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仁义忠孝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上确立起来。在汉代，孝父母、悌兄长成为人们衡量神童的重要标准，典型的案例是孔融让梨。
按说在兄弟们中间让个梨，去名士家里串个门，也算不上多大点儿事，可偏偏人家孔融出身不凡。孔家是世家大族，他爷爷是钜鹿太守，父亲是泰山都尉，自己又顶着孔子后裔的光环，所以有点小成绩就被载入了史册。
孔融让梨或许只是个偶然事件，但为何故事能广泛流传呢？汉代选官还没有科举考试，而是采用“征辟察举”，也就是依赖政学两界名人们的推荐。一个人声望越大，就越有机会被注意到，越容易得到推举做官的机会。让孩子成为神童，更早地曝光在乡里父老和州郡名人的视线之中，对社会资源丰富的世家大族来说并非难事。翻翻《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有大量的人物弱冠之年就已“知名州郡”，做法跟孔融是一样的。
如果说汉代的神童更多地体现了儒家文化对道德的推崇，那么唐代的神童则是儒家思想以文学为载体，重视文学的产物。能为文作诗，成为此后千年间神童的“标配”。
唐代骆宾王“尤妙于五言诗”，其幼年所作“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诗，大概是史上最有名的神童诗了。不过，放在唐宋，擅长为文作诗的神童太多了，骆宾王这两把刷子只能算是“低配”。杨炯、张九龄年幼都能文；王禹偁九岁能文，李百药、晏殊七岁属文，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令狐楚五岁能为词章；权德舆四岁能属诗，十五岁为文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
还有记忆力、理解力超强的神童。与骆宾王同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十余岁就学《仓颉》《尔雅》、经史；唐中宗的宰相韦温，七岁时一天可以读《诗经》一卷；砸缸的那个司马光，七岁可以讲解《左氏春秋》；黄庭坚更厉害，年幼时所读之书无不通晓。
办给神童的科举
《三字经》有云：“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意思是他七岁的时候通过考试，被朝廷“认证”为“神童”，这个“神童”也进了《三字经》。
家长重视早教，想培养出神童，古代科举考试还专设“童子科”，对神童进行选拔重用。童子科萌芽于汉代。那时凡是12岁以下、能背诵一部儒家经典的早慧儿童，可由郡国向中央荐举，经面试合格，授童子郎，一旦被授予童子郎，即可为官。童子郎特别注重考查儿童的孝悌廉让之德，同时也要求儿童能背诵一定的经学内容。
到了唐代，科举制度成为人才选拔常态，专门面向儿童的童子科也得以制度化。唐代童子科面向的对象为年幼、聪慧的童子。报考的年龄限定前后有所变化，唐初规定为10岁以下，宣宗大中十年(年)，又将年龄限制在12岁以下。
和汉代重视品德相比，唐代完全以儿童对经学内容的记忆作为评价标准。童子举人要“习一经”，即从《礼记》《春秋左氏传》《诗》《周礼》《仪礼》《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九经中任选一种。对于选出的神童，有的授官，有的仅给予任职资格。
显然，唐代考知识要比汉代考德行公平一些，但问题在于，有了国家政策倡导，更多的儿童加入了残酷竞争的行列，许多希望子女去“应神童举”的家长，将儿童作为记忆的仓库加以训练。然而，最终选拔出的是少数，绝大多数儿童只能在整日埋头苦读中度过童年。
在五代时期的文献中，曾出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有一年贡院榜上有名的童子只有10个人，考虑到学子们确实“苦辛”，特批增加了录取人数。当时朝臣们对选拔神童这事分歧很大，所以童子科总是开开停停。
相比之下，宋代童子科最为正规，最初每两三年考一次，后来每年考一次。考生年龄在10岁上下，先参加笔试，再参加面试。笔试主要是默写《春秋》《诗》《易》《论语》等经典，面试主要是考查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和吟诗作赋的水平。被取中的神童可以荣耀家门，但不能做官，想做官还得再考进士。
宋代童子科选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神童，“北宋第一神童”晏殊就是受益者。晏殊6岁能写诗，13岁得到地方官举荐，14岁进京参加童子科考试。在诗、赋、论的考试当中，“学霸”晏殊发现其中一道大题自己以前做过，他将此事告诉考官，并请求为自己另行出题。宋真宗对此是又感动又惊喜，当即命人为他重新出题，晏殊作答后得到了众考官的一致认可。
考试结束后，品学兼优的晏殊被授予秘书省正事一职，次年迁任为太常寺奉礼郎，至此，神童正式步入了仕途。他35岁进入权力中枢，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枢密副使。
童子科的功名利诱，使儿童启蒙教育越来越难，也违背了教育规律。到了明代，童子科不再与做官挂钩，自然就落寞消亡了。
“伪神童”伤不起
谈到古时的神童，不觉想起初中语文课本上王安石的名作《伤仲永》，文中王安石描写并反思了一个神童的悲剧：平民方仲永，天赋异禀，但其父亲却贪图小利，把儿子当成摇钱树并以此炫耀。若干年后，其才能完全消失了。
在古代，人们的神童观主要是以成人标准去衡量的。人们觉得，一个孩子如果能在幼年时，便能做到许多成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这便是神童。简单说，神童就是“小大人”。
这样的观念，使得神童教育就像《伤仲永》里所反映的，造成了许多悲剧。南宋叶梦得所著《避暑录话》中记载：北宋元丰年间，饶州有位神童叫朱无赐，因从小就能熟读经书而做了官，于是当地有孩子的人家，逼着家里的孩子熟读“五经”。
孩子生性好玩，不肯好好背记，父母们便把这些“神童”一个个都放进竹篮，吊上树梢，使其玩耍不成。不少家长还请来“家教”，孩子背完一经，先生就能得到孩子父母的若干铜钿，作为酬劳和奖励。结果，北宋时饶州的许多孩子因为不具备天资而被活活逼死。
不仅仅是饶州，当时许多人带着孩子，信心满满地前往开封，要求皇帝听自家“神童”流利地背诵经典。结果闹到皇帝也不胜其烦。比如北宋政和二年九月，宋徽宗在诏书里发牢骚说，“童子陈书乞诵书今又九人，愈见滋多”——今天又有九个孩子跑来要求我听他们背书，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政和四年，开封城里的“小学”之中专门练背书的学生，一度达近千人之多。
南宋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位叫朱虎臣的饶州儿童，十岁可以背诵七本经书，被宋高宗认证为“神童”。随后，全国各地的“神童”由家长带着来到杭州，史载“求试者云集”。朝廷不胜其扰，只好给这些人赏赐了一些布帛，再劝他们回去。宋孝宗时又出台政策，降低了背诵式“神童”的收益。
中国学者从年开始，对大量天才儿童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天才儿童在成人后，与通过常规途径读大学、读研究生出来的同龄人相比，并没有很明显区别。他们当年的天分之才，也多归于平淡，不论是名噪一时的小诗人，还是“数学家”“画家”，很少有真正成为国际大师的。
很多父母觉得，年纪越小、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就是神童。其实，此类儿童之所以能够记忆海量知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有意识地提前给孩子灌输知识。比如在孩子很小时就训练他认字、背诗，等到5岁左右，孩子掌握的知识自然会很多。可是，要是别的孩子也接受同样的教育，很可能也能达到类似效果，也就是说，许多神童其实是“伪神童”，他们的优势在于提前接受了教育，所以能为人所不能为。
一个健康的社会，成才观应该是多元的，教育的选择也该是多元的。有积极的教育投入意识当然好，但如果在孩子身上投射太多“功名期待”，将“博功名”当作教育的终极目的，而忽略孩子的人格养成，就得不偿失了。来源：齐鲁晚报·齐鲁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