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魏恭帝三年（公元年）十月，宇文泰在出巡途中突得急病去世，由于诸子尚年幼，所以将权力交给其侄宇文护。宇文泰死时的西魏政权已经基本安定了下来，国力有所增强，领土扩展到今湖北、四川一带，走向成熟的府兵制度也已经发挥出其效力，而宇文氏自身的实力也得到了增强。
宇文泰生前用尽一切办法削弱元氏皇权，将一切权力集中到府，使得西魏皇室一步步变成宇文泰的傀儡，这些都给宇文护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宇文护执政后，很快将其叔父宇文泰奋斗一生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宇文护先迫使魏恭帝封宇文觉为周公。虽然此举对宇文氏家族取代元氏家族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宇文氏此举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权臣墓位的既定路线，就是封公、封王、加九锡、经过一系列繁文缛节之礼节，然后称帝的程序。
这是因为孝闵帝在西魏恭帝三年才加封大将军，虽然之前已经是安定公世子，但根本没有积累下任何军功。却在宇文泰死后就担任了大冢宰、太师职位，必然不能服众，所以实际上按照传统的帝制王朝禅让的礼仪程序进行禅让已经毫无意义。另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西魏崇尚周礼，因此在礼法上也不必尊崇传统帝制王朝的禅让程序。
宇文护在宇文泰生前的战功并不卓著，宇文泰起兵时宇文护不过为都督，但他都参加了西魏初年的若干场大的战役。邙山之战时，他率先锋突入敌军被围困，时诸将表现亦不佳，故宇文护也算是英勇奋战。大统十二年进封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后为大将军，其升迁速度极快。然而到了宇文泰去世宇文护准备接班之时，竟然出现了“群公各图执政，莫相率服”的局面，依靠老将于谨的匡救，局面才得到稳定。
宇文护作为新的执政者资历浅薄，不足以服众，而西魏当时面临的外部环境十分险恶，尤其是宿敌北齐对其造成了巨大威胁。在这种条件下，宇文护因为资历较浅，被人们怀疑缺少抵御外侮的能力也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在上台后不久，宇文护便当机立断，迫使西魏恭帝颁诏禅位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宇文觉登上了天王位，即为孝闵帝，北周正式建立。北周建立后不久就发生了元老重臣赵贵、独孤信图谋取代宇文护执政的未遂政变。对于这场政变，周双林先生的《赵贵独孤信事件考论》一文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西魏北周的权力格局。
他指出，宇文氏依靠贺拔兄弟旧部起家。宇文泰在利用贺拔岳和贺拔胜旧部的同时，又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这就不免要同贺拔岳和贺拔胜的旧部发生矛盾，赵贵、独孤信事件正是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在吕春盛看来，宇文护之所以能够一举诛杀老臣赵贵独孤信，既得利于宇文泰生前的巧妙安排，又是与宇文护亲信势力对局面的牢固控制分不开的。
赵贵独孤信事件的意义在于，六柱国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彻底宣告结束，从此以后，北周的军阀集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孝闵帝在事后发布了一个关于赵贵独孤信谋反的诏书，从诏书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孝闵帝此时并未称帝而是称王，因此诏书中“朕”的称呼，可能是后人所改。
第二，这篇诏书不仅没有历数赵贵、独孤信等人谋反作乱的罪行，而是首先回顾当年宇文泰和群公列将共同创业的艰难历程，还强调宇文家族能有今天，是群公列将的功劳，此话反映了西魏政权乃是宇文氏和其他柱国将军共治之天下，尤其是“朕于群公，同姓者如弟兄，异姓者如甥舅”等语，足以说明问题。
在这封诏书中，孝闵帝和宇文护对赵贵独孤信事件，采取了自责的态度，认为赵贵是因为“不悦”于自己而谋反的，虽然在后文中声明赵贵等人的确是罪有应得，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此文中的自责口吻。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宇文家族得国不正，而且篡位过程很短，篡位之前的准备尚不充分，宇文皇权尚不稳定，所以这个诏书有安抚收纳北周其他勋贵家族之意。
所以，这个诏书中只是宣布了赵贵和其同谋者的罪状，而没有提到独孤信参与谋叛之事，可见在整个事件上宇文护的态度是息事宁人，试图淡化此次事件的严重性，这是由于北周政权刚刚创建，必须稳定内部。
赵贵、独孤信死后，元老派们遭受严重打击，经过赵贵事件后，宇文护已经铲除了最大的元老派政敌，他自己担任大冢宰之职位，又以贺兰详任大司马，升于谨为大宗伯，李弼仍为大司徒，侯莫陈崇仍任大司空。最重要的是，宇文护掌握着宇文泰创建的左右二十四军，“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保定元年，又令北周六官的其他五府都听命于宇文护的天官府。
如此一来，宇文护就完全握了内外大权。按北周官制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周官部分；另一部分是汉魏官部分，而宇文护凭借的乃是都中外诸军事职位掌握了军队，才能依靠军权控制政权，让“五府总于天官”，由于宇文护为了宇文家族的利益必须打破功臣宿将“等夷”的局面，也就必然要在制度上打破西周六官的“等夷”，所以才出现“五府总于天官”一类的制度创新。
宇文护虽然暂时成为北周的实际统治者，但是他的权力是不稳固的，因此他将后来的明帝和武帝都外派为刺史，这也是一种政治上防微杜渐的措施，为了防止宇文泰诸子对宇文护专政的反抗，宇文护也陆续地将他们外调，例如卫剌王直调任蒲州刺史，赵僭王招、谯孝王俭调任益州刺史等，其余诸子未见外调乃是他们年龄尚小，对宇文护构不成威胁的缘故。
宇文护不仅外调了他们，还将较为亲近孝闵帝的大臣于翼、李基都掉到外地任刺史，此二人都是宇文泰的女婿，且西魏后期都以武卫将军执掌禁军监视魏帝，他们自然亲近孝闵帝，所以宇文护将他们外放，其目的就是将宇文泰培植的亲信祛除，而换上自己的私党。实际上外放的不只此二人，还有史宁，实际上是为了避祸自污，以求得自保。
史宁乃是贺拔胜麾下大将，不是宇文家族的亲信，所以被外放是很正常的。于谨手下的亲信将领王杰也被外放，这无疑是宇文护压制声望过高的老臣于谨的手段。在孝闵帝立嗣问题上出了很大力的李远也被外放出镇弘农，其子李植，很快就陷入了一场反对宇文护，拥护孝闵帝的政变阴谋。
这场政变最后被宇文护所粉碎，孝闵帝被宇文护废杀，主谋李植等也被杀害。这场政变的发动者之一李植任职司会，据王仲荦《北周六典》研究，司会乃是大冢宰的属官，辅助大冢宰，主要掌握财赋之事，李植是李远的儿子，李远早在宇文泰时代就是宇文政权的坚定支持者，李植也早在宇文泰时代就已经为相府司录参军，掌朝政，可见是宇文泰的亲信。
北史有寥寥几行字的介绍，其父亲乙弗朗追随魏孝武帝入关，同宇文护并无渊源。张光洛，《北史》《周书》皆无传，不知其渊源。贺拔提《周书》《北史》并无传，元进乃是北魏宗室，他们共同参与反对宇文护的政变，说明宇文护的专政已经惹恼了宇文泰的很多亲信。宇文护虽然想要遏制政变的发生，他将李植、孙恒等人外放，但是却仍然不能阻止密谋的发生。
因为，此时孝闵帝宇文觉本人已经失去了对宇文护的信任，他依然策划着“将召群公入，执护杀之”，后来，密谋集团的成员之一张光洛最后出卖了孝闵帝，向宇文护告密，于是宇文护让领禁军的尉迟纲入宫抓住乙弗凤等人，并且解散禁兵，孝武帝没有反抗能力，被大司马贺兰详逼迫逊位，最后死于宇文之手。
从宇文护粉碎政变的过程来看，他没有对反对者买采取明正典刑的手段，而是突然袭击，其中乙弗风被杀于门外、可见其事出仓促，宇文护等必须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这次事变中被害的李植也是宇文泰的亲信，早在宇文泰时代就参与大政，他又是大将原州土豪李远之子。
李远生前对宇文泰忠心耿耿，在进兵援高镇、排斥独孤信立孝闵帝为后嗣的问题上数次对宇文泰帮助颇大，他的被害必然引起北周政权另一主要支柱关陇豪族的不满，北周政权的基础又次受到了损害。这次政变虽然失败了，宇文家族的威信也随之受到很大打击，宇文护虽然用铁血手段铲除了政敌，但是却同宇文泰培植的一部分亲信势力的矛盾激化起来。宇文护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还越来越骄傲自满起来。
宇文护专权诛杀孝闵帝，用纯汉人的观点来看，自然是大逆不道的，但是类似的宗族内部仇杀在胡人社会中却到处可见，这是因为嫡长继承制度是汉人社会的观念，就鲜卑胡人的习俗而言，则认为以勇健者掌权才是理所当然的事。
结语
因此，宇文护与孝闵帝之间的冲突，亦可视为是胡族政权中君主与宗室之间的冲突。宇文护已经控制了北周的局势以至于最有势力的关陇豪族高平李氏都奈何不得，因此元老派重臣已经对他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