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百姓可以自由迁移，自由地选择居住之地吗？答案是不可以的。周朝对百姓的管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格，准确地说那已经不是管理，而是控制，还是精细化的控制。
精细到什么程度呢？
在周朝，各级行政组织不是以所辖土地的面积来划分，而是以所管辖的百姓户数来划分。例如王都里最大的行政组织是乡，管辖家，然后将这家逐级细分，一直到最小的行政组织——比，每比的比长只负责管辖5家。这是多么精细的控制啊。
关于比长的职责，《周礼》在叙述时特别列举了两项：一项关于惩罚，一项关于迁移。笔者怀疑商鞅提出的连坐之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比长的职责中说得很清楚：“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就是明白清楚地规定，一家有犯罪或作乱滋事的人，如果其他四家知情不报，就要一同受到惩罚。商鞅的连坐法也是这个思路，同样是建立在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只不过比这个更严苛、更残忍。
既然实行连坐，怎么可能让百姓自由迁移而恣意破坏这种制度呢？
王都里的百姓，也就是在乡的行政组织里的百姓，如果想要迁移到其他地方居住，都要由比长负责将这个迁移者交给迁入地的官吏，并说明迁移者有无犯罪记录。如果迁移到乡之外的地区居住，迁移者还要从比长手中领取通行证——“旌节”，才可以合法通行。要想迁移，必须具备上述条件，否则在路上被巡逻的官吏盘问，就会被以过失罪收入周围筑有圆形围墙的圜土以示惩戒，其实就是被拘留了。
上面的两条规定只出现在比长的职责中，而其他各级行政组织的长官如乡师、州长、党正等都没有，这是不是说明除了比这个组织外的百姓就不实行连坐，可以自由迁移呢？当然不是。在周朝的户籍编制里边，没有人不属于比。每乡的家，就是由个比组成的，每家每户都属于各自的比长管辖，都要遵守连坐、迁移的规定，概莫能外。
通过实行连坐，可以发挥舆论的强大作用和实实在在周边人家的相互监督作用，大大提高了个人的违法成本，使人奉公守法不敢存恶念行恶事。实行严格的迁移管理，可以将百姓牢牢捆绑在土地上，限制在一定区域内，这样有利于社会大局稳定，方便官府统计所辖人口、家畜的多少，方便收取赋税，利于区分老弱病残，清查可以征调的百姓人数，役使百姓更好地为王家服务。
周朝的百姓不仅要交赋税，还要参加天子田猎、王室丧葬、宫室建筑、边防巡逻、参军打仗等事务，而且打仗的武器、车马、旗帜等还要自己准备。百姓对于周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就是万能的宝物，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怎么能不加强管控呢？这也是梁惠王忧心忡忡地问孟老夫子：“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的真正原因。这其实并不是民本主义思想，而是官本位思想。
看似比长关心迁移者的安全并亲自护送，实际上有似于押送，仿佛官吏押送流放的犯人直到流放地；看似保驾护航的通行符节，实际上是出入护照，也是迁移者办理安家落户事宜的重要凭证，更是迁移者一家人有无案底的司法记录。
这一切不是官府机构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官府机构、为天子服务的强制保障。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