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是中国过去两千年的思想核心。《周礼》被奉为儒家经典著作，而维护周礼又是公认的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因此，不了解周礼的前因后果而谈国学，只能衍生出对孔子思想乃至中国古代哲学的牵强附会的解说。
礼，最早指“祭神”、“敬神”，后来逐步引申为“制度规范”。上古时期，祭祀和战争一样，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国之大事，祀与戎也”。而所谓周礼，不是周朝的礼仪制度，而是周朝初期建立的一整套社会治理的规范。
前年，周武王姬发灭商，建立周朝。三年后，武王去世，其子周成王即位。因成王年幼，武王弟弟姬旦（首任周公）摄政七年。摄政期间，周公封干的三件事奠定了周朝近年江山的基础：封诸侯、平叛乱、制周礼。
封诸侯就是将国土分给姬姓同宗、异姓功臣、殷商贵族、上古先贤后裔，让他们封侯建国。诸侯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配置不同规模的土地和军队。和天子血缘越近，封国位置越靠近京畿。外姓功臣封在边疆，让他们防御域外异族。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肇始，其意义是以最低成本换取国土的安全和王权的稳定。
叛乱由武王和周公的三个兄弟发起。叛乱缘由就是三人对武王传位给儿子不满。这个情绪可以理解，因为周以前的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父终子及并行，而且兄终弟及的案例数量上不少。
制周礼是与封诸侯、平内乱一脉相承的举措，说到底是给这些诸侯的后世子孙定规矩，以确保王权的永久稳定。
周礼的核心内容有三。
其一是明确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原则同时适用于周王室和各诸侯。其意义就是避免争议的发生（因为儿子可以有无数，但嫡长子始终是唯一的），确保权力的和平、有序过渡。
其二是明确周天子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和诸侯们在经济、军事、外交上的权限。例如，规定王室军队的规模上限为六军（7.5万人），诸侯国们只有一到三军（1.25万人到3.75万人）、且随时需听从天子调动。再如，诸侯们要向周天子纳贡、朝觐，陪侍天子主持的各项祭祀典礼等等。
其三是明确以血缘为纽带的金字塔型社会治理结构。
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儿子被分封为诸侯。天子是大宗。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
诸侯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即封地）内却是大宗。
卿大夫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儿子被分封为大夫。大夫对卿大夫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地内是大宗。
大夫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儿子是士。士处于贵族阶级最底层，不再分封。
大宗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和政治上的特权。
这种天子－诸侯－卿大夫－大夫－士－庶民的金字塔结构，虽然在后世两千年趋于扁平化（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被不断压缩），但它的内核－家国同构（家族与国家的组织结构相同且彼此垂直关联）的治理理念－却通过一代代儒家学者和官员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不断强化，并与嫡长子继承制一起、构成了两千年密不透风的宗法制度。这里要插一句。严格意义上，“家国情怀”及其引申出的“有国才有家”的观念，就是这套宗法制度下的独特概念，所以不能简单地平移、应用到当代社会。因为这里的国是指超越一切的王权、皇权，家是指依附于王权、皇权的贵族家族（组织），并非现代意义的国和家。
周礼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上到官制、祭祀、朝觐、封国、巡狩、生产，下到饮食、嫁娶、丧葬、成人礼，乃至建筑、车骑、服饰的规格，什么都管。其逻辑是“每个人做的每件事，都必须符合他在金字塔结构中的位置所对应的等级限制；超越这个等级限制就是僭越，就要受到大宗的惩罚。”
根据《史记》记载，周公当年所创制的周礼，记录在一本叫《周官》的书里。但这本书早已佚失。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确实提到过这本书，但诸侯们到底有没有看到过这本书，却是个未知数。
汉成帝时期（前33年－前7年），宗室大臣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校对民间收藏的古籍时发现了《周官》，遂加以著录并进献朝廷。当其时，王莽已权倾朝野。不久，王莽篡位。经刘歆奏请，《周官》被王莽正式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并成为他的一系列今世骇俗的托古改制的理论依据。鉴于王莽和刘向父子都是儒家出身，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这本被后世尊为儒家经典的《周礼》，认为他根本不是周公所著《周官》，而是刘向父子和王莽三人合谋的伪书。
真实也罢、伪书也罢，我们现在看到的《周礼》，是被后世儒家学者－孔子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编辑并注疏的《周礼》，而不是周公创制的周礼，这是明确的事实。而孔子虽然在他自己写的《春秋》里一再表达对周礼的尊崇，但他为什么要复兴周礼，他是怎么看周礼的，《春秋》里没明确提到，他的学生们编的《论语》也没明确提到。
既然如此，后世那些不断为巩固宗法制度添砖加瓦的的儒家学者们（他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又凭什么认为“家国同构”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周礼的精髓呢？
哪来这么多为什么！不管孔子到底怎么想的，在历代儒家学者的添砖加瓦下，宗法制最终禁锢了中国两千年，这是无法挽回的，虽然这不是孔子的错、更不是周礼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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