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王死后，在单穆公支持下，王子猛被立为嗣子。这让周景王生前中意的接班人王子朝极为不满，当周景王葬礼还在进行时就发起了叛乱。[1]
虽说是“叛乱”，王子朝却得到了诸多王室权贵的支持。因此，即便是单穆公等人有晋国在背后支持，依然无法彻底剿灭王子朝的势力。
到了公元前年，王子朝之乱已持续了四年。作为诸侯所公认的东周霸主，面对此情此景，不得不再次出面，组织诸侯在黄父（今山西沁水西北、翼城东北）会盟，以商讨如何应对王室之乱。
这次出面组织诸侯会盟的晋卿，正是赵鞅。赵鞅，即赵简子，是赵武之孙。会盟之时，赵鞅见到了郑国执政卿——子大（tài）叔了。子大叔，即游吉，是七穆游氏的家主。子产执政时，因为游吉外貌秀美而有文采，曾被安排专门负责郑国的外交事务。也因为游吉的这段履历，赵鞅见面就向他请教揖让、周旋之“礼”。
可游吉却回答说：“这是‘仪’，而不是‘礼’。”
赵简子有些诧异，又问：“那什么才是‘礼’呢？”
子太叔答道：“我听先大夫子产说：‘所谓礼，是上天的规范，大地的准则，人民的行动依据。天地的规范，民众必然会效法。行事一旦过分，就会陷入昏乱，民众也将失去本性。因此，要通过礼来规范一切事务：制订六畜、五牲、三牺，来使五味有所遵循；制订九纹、六采、五章，来使五色有所归依；制订九歌、八风、七音、六律，来使五声有所规范；制订君臣上下的规范，以效法大地的准则；制订夫妇内外的规矩，以规范阴阳；制订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翁婿的关系，以映射天象星辰；制订国家政令、农工管理、行政规范，以顺应四时；制订刑罚、威狱，让人民害怕，来模仿雷电的杀戮；颁布温和慈祥的举措，以效法上天的生育万物。所以要使行动审慎，政令有信用，用祸福赏罚来制约死生。生是人们喜好的，死是人们厌恶的；喜好之物给人带来欢乐；厌恶之物使人产生哀伤。哀伤欢乐都不失于礼，才能与天地本性相协调，能长久运作下去。”[2]
鲁昭公五年时，也曾访问晋国，因为他进退有据，没有丝毫失礼，引发了晋平公的由衷赞叹。可晋国大夫女叔齐却批评他“只知仪而不知礼”，[3]就是因为“礼”与“仪”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仪”，是指人们日常交往的行为规范；而“礼”，不光包含“仪”，还包含国家治理、长幼尊卑、婚姻生育等等方方面面的制度。所以，《周礼》虽然书名中含有“礼”，其内容更多的却是周时的行政制度。
赵简子听了后，由衷地感叹道：“‘礼’的宏大真是到了极点！”
子太叔回答说：“‘礼’是上下的纲纪，天地之间的准则，人民赖以生存，所以先王尊崇它。因此，凡是能委屈自己或率由本性来实践‘礼’的，就称之为‘成人’。它的宏大不是理所当然的吗？”[4]由这段对话可知，现代人眼中的“礼”，其实更接近于古代的“仪”。
不过，这也不能怪现代人。当时连晋平公、晋卿赵鞅这些位居高位之人都不能理解“礼”与“仪”的区别，足以证明在那时人们就已对二者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又怎么能怪现代人？
对于出生在鲁国的孔夫子而言，他以知“礼”而闻名于天下。
公元前年3月，孟僖子病重，[5]临终前叫来两位儿子以及家族中的大夫，慎重地嘱咐道：“‘礼’，是人生立世的根本。不懂‘礼’，就无法立身。我听说有位贤达之人名叫孔丘，是圣人后裔，家族在宋国灭亡了。臧孙纥曾说：‘有明德的圣人，如果不做国君，其后代必定是精通礼的人。’这大概就要应在孔丘身上了。如果我能善终，请一定要让何忌、说（孟僖子的两个儿子）二人跟随孔丘，让他们侍奉他去学习‘礼’，以稳固他们的地位！”[6]
孟僖子之所以这么重视孔子，是因为他陪同国君访问楚国期间，数次因不知“礼”而出丑，所以才痛定思痛，一生敬重知“礼”之人。
然而，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在跟随孔子学习之后，他们对“礼”的理解层次提高了吗？
公元前年9月，因为季平子刚愎自用，鲁昭公率众多不满的鲁人前往攻打季氏。为此，鲁昭公还专门派出郈昭伯前往孟氏家中，拉拢孟懿子。
孟懿子，即孟僖子的嗣子仲孙何忌，与弟弟说同时拜入孔子门下，成了孔子弟子。身为孔门高徒，在公室与公族大战之际，究竟会站在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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