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什么这两个人对中国经学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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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经学》,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经》。说文解字中,训为织,段玉裁为纵线,由此引申为穿订书册中的线,然后又指书。但是,这里的《经》,并非指一切书,而是指儒家经典,明确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因为以前的儒者对《经》的涵盖范围,做过许多争论,甚至还兴起了名为《经》的考古学。在先秦时期,学术界十分活跃,各派纷争不断。后来出了两个皇帝,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先是秦始皇禁止民间藏书,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由此经学便兴起了。那为什么名为《古文经学》,而不用别的名称呢?它与秦始皇有关系。一统天下之后,为了巩固统治,他颁布了《书同文》,这绝对是有益于国家统一的好事。为使一元化文字迅速普及,秦始皇命人将其简化为“大篆”,由此而得“篆书”,是秦代通行的标准字体。然而,官府和民间仍流行一种字体,即“隶书”。两汉,隶书是通用字体。字形的不同,就是把“古今”区别为“古今”。若为隶书版,则为“今文经学”,若为古文经学,则为“古文经学”,所以有“古文经学”之说。这样解释其实有一点绕,就是把秦代作为一个分水岭,在其之前的都可以归为“古文经”。当然,古文经学起源于汉代。汉武帝一声不吭,只有儒学独树一帜,营造了良好的儒家经典研究氛围。其实,自汉武帝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今文经学一直占主导地位。生在鲁国的孔子,继承了周制最纯粹的一种形式,周制强调礼与乐。汉代统治者为了扶植儒学,并非要把礼乐恢复到原来的高度,而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既然秦始皇对天下儒生有许多限制,那大汉皇室就要改变这个规矩,汉惠帝也就废除了挟书之律。汉景帝时,在孔子故居中发现了一批古书,极大地鼓舞了天下儒生。先秦时期,许多儒生奔赴山林,靠口头传诵经典,自然会产生“误传”。许多藏于秘府的古文经学,相继发现,对这些古文经学的解释与研究,也成为一股潮流,但这只是民间流传。此时,朝廷钦定的还是今文经,它在汉廷的官学中垄断了很长一段时间。用董仲舒的话来说,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他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阅读《诗经》,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对《周易》也会有不同的预言,至于《春秋》,其说辞何在?这一时期的经学重视实相,更重视背后的微言大义。但是,与注重“本意”还原的古文经学相比,今文经学似乎缺乏实证性,这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时间过得很快,西汉末年,要提到的人就是刘歆。这个人是个大才子,在天文学、史学、诗学等领域都有研究,他对儒学的研究直接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发展。在经学方面,刘歆有三大贡献:第一,他发现了一批先秦的经书,他竭力为世人推荐,只是为了不让它们佚失,后来,这批古文经书果然广为流传。他重视训诂,而且,还根据古文的字形笔意对经书进行注解,这为文字与历史的解经开辟了新途径。打破了今文经对儒学的垄断,从此,古文经学的发展之路就开启了。此时此刻,今文经学已逐渐步入僵化烦琐,开始与谶纬相结合,此时的孔子,是今文经学中受天命的圣王,也是谶纬神学中的黑帝之子。今天的文经开始流于妄诞,西汉末更见衰微。古代文字经学虽然在民间传授,但其传授是自成一体的。讲到《春秋》,《左氏春秋》传的人物有刘歆、郑玄、王虔、贾逵等。《左氏春秋》是古文经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可以说与《公羊春秋》(今文经学)形成了不相容的态势。在提倡《左氏春秋》时,刘歆相当重视其中的史事,重视对史实的查证,他不认为通过文字分析可以“微言大义”。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奠基人,郑玄是古文经学的奠基人。郑玄既通古文经,又通今文经,他的《六艺论》是对两汉经学的一个总结。其《周礼注》一书,亦为古文经学所推崇,《周礼注》是三礼之首,其对周礼的注解影响了后来的礼学。汉代古文经学繁荣,此后的魏晋时代,古文经学基本来源于此。西晋末年的战乱对今文经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直到清末,这一时期的文经才再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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