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清末长沙全景照片为研究对象，结合地图研究、历史视角下的摄影资料分析、文献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通过探究照片中山水与建筑特征，解析长沙城物质环境的风貌。结果表明：本全景照片拍摄于湖南“维新运动”后至清末“新政”前期，此时长沙城整体上保持了清代传统城市的山水格局、建筑风格等风貌特点，也从清代礼制、新型功能区域的出现、城墙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等角度，解析维新运动以后至清末“新政”前期长沙城的城市空间布局特征城市近代化发展的新型特征。本全景照直观反映了长沙城由传统向近代初步转变时期的历史风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为研究长沙近代城市风貌和城市空间的演变、老城区有机更新和风貌恢复、城市虚拟模型构建等提供了参照资料。
本文研究的老照片，其拍摄者是在长沙天心阁位置向城内取景°所摄，本照片由两张照片裁剪拼接组成，照片方向左南右北，最南可观至河西寨子岭处，最北可观至天心阁以北的龙伏山，揽括了当年长沙城区核心范围，故定义为当年的长沙城全景照。本全景照长度26.6cm，宽度5.4cm，材质为清代黑白银盐照片（图1），本照包含了传统的城区建筑群落与自然的湘江西岸连绵群山两大城市风貌特征。
图1清末时期长沙全景照片（照片方位：左南右北）
一、城市山水环境特征
照片展示了时年长沙城西隔湘江，对望岳麓山的壮阔场景，正是“山翠万重当槛出，水光千里抱城来”。作者根据民国初年长沙地图反映的城市山川、水系、道路、比例尺等城市信息，并结合长沙全景照片，绘制了清末长沙山水分布图（图2），通过此图分析发现，长沙城位于长沙盆地，东、西、南三面环山，北为浏阳河与捞刀河交汇的一个地势相对平坦、开敞的河谷阶地，呈三面环山的“布袋”形开口的山水布局，被称作“山水洲城”，故有“岳麓列屏、橘洲环带，清贵秀丽、最称佳境”。可见，长沙城市的选址重视自然生态，追求山水意境。由于毗邻湘江，自古就有“得舟楫之便”。照片显示，岳麓山东有天马山、小天马山，北有谷山、尖山、银盆岭等山岭，西有桃花岭，南有金牛岭、寨子岭等山峦叠翠，形成了一道湘江西岸的天然屏障；从天心阁远眺，湘江西岸众多的山峦丘壑在视觉上连为一体，其轮廓线舒缓、连绵，没有任何建筑高于山脉。
图2长沙主要山水示意图
注：图2（a）为全景照中湘江以西的山岭和天际线，图2（b）根据本研究所用的全景照、《老照片中的长沙》中民国初年老长沙地图（以下平面分析图同）自绘而成。
二、全景照中建筑的风格
长沙三面环山的“布袋”形开口的山系布局影响到地理气候，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西北寒风，没有大山阻挡而直接入城，从而影响了长沙城内建筑的布局形式：建筑的朝向多以向南为主，有利于采光、避北风。山水的布局影响了长沙城墙的走势变化，使其呈不规则长方形布局。而在湘江西岸，地形以山地为主，平原的面积较小且狭长，故全景照中长沙的建筑大都分布在湘江东岸，西岸以自然风光为主。
1．建筑整体特点
照片中长沙城建筑整体色调是传统质朴的灰色和白色系，建筑成片地密集分布，城中园林内的树木群落打破了纯粹的城市建筑空间。建筑单位为低层的院落式住宅，主要为一二层房屋，院落以天井改善房屋内部的采光、排水问题（表1）。建筑整体保持了清代末年长沙传统风貌，照片中还局部出现了近代的工厂与设施，说明此时长沙城建筑风貌正在悄然改变。
2.建筑的细部特征
（1）建筑屋顶特征。照片中城内几乎所有建筑屋顶多以粘土青瓦或筒瓦覆盖，屋顶样式以硬山、歇山为多，有少量的攒尖顶（表1）。歇山顶作为等级尊贵的象征，用于长沙府学宫及其周边建筑上，以显其庄重权威；重檐的攒尖顶用于长沙府学宫的附属建筑—魁星楼之上，以示其尊崇、严肃；而平民房屋顶多是硬山顶，屋顶坡度多为30°或者更大，便于屋顶的快速排水。照片前景中房屋正脊两端祥云、翘角形的吻和正脊中心的圆珠形、火珠形宝顶都清晰可见（表1），宝顶在长沙传统建筑中寓意着镇邪、避火。此外，由于城内建筑稠密，以致采光与通风条件欠佳，很多民宅屋顶都架设有四边形木质晾衣台（表1）。
（2）墙体的特征。照片城中庙宇、祠堂、文庙等建筑常用波浪形、阶梯形、人字形等形式多变、装饰性更强的高大封火墙，其等级、地位高于普通民房；而城中简陋、朴素的贫民房屋一般使用简单的一字形封火墙或没有封火墙。建筑墙面为粉墙或清水墙，以粉墙居多，如长沙县学宫即红色粉墙，墙面木构筑大部分外露，与粉墙色彩调和（表1）。
表1全景照中建筑与构筑物的特征
三、照片的时代特征
根据照片中的建筑特征判断其所处时代：其一是天心阁附近城墙上的电线杆和灵官渡附近的近代工厂（表2）（其中电线杆是源于年宝善成公司在南门外开设的发电厂），说明此照片拍摄在湖南的“维新运动”（年—年）之后；二则是照片中还没有观察到西式教堂、洋行等建筑，说明此照片拍摄于长沙开埠（年）以前或者刚开埠时期，因为开埠以后西式和中西结合形式建筑遍布在长沙水陆洲（即橘子洲）、西部城区和城北一带。因此推断本照片拍摄于维新运动以后至清末“新政”（年—年）的前期（年—年）。
这个时期的长沙有着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维新运动”产生前的长沙，还是一个因循守旧、仇视外夷、对外来事物拒之门外的“铁门之城”；“维新运动”期间，长沙城的社会风气顿时开化，出现了前所没有的新气象；“维新运动”之后的清末“新政”十年（尤其是长沙开埠以后），长沙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富有朝气的城市。本照片中长沙处于城市物质面貌急剧变化之前的时期，整体上依旧维持着传统风貌，这时期城市的空间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城市的范围没有较大的扩张。
四、城市布局特点
1.清代礼制的影响与布局特点
长沙城的布局是在《周礼·考工记》的礼制与《管子》的重视自然环境、因地制宜的思想共同作用下发展而成的。长沙古城是不对称的布局，但内部还是遵循着官署居中的布局模式。衙门公署、文庙、祭坛、神庙等清代官方建筑是长沙城内礼制的实体，由湖南巡抚衙门、长沙府署、臬台衙门、南门与北门外的官方坛祭等行政功能建筑群，形成了官方主导下的礼制空间中轴线，体现礼制与政治的深刻影响，其中湖南巡抚衙门为级别最高的行政单位和权利中心（图3）。
清代统治者对科举教育的重视，同时在礼制影响下，祭祀变得隆重而严肃，对于文庙尤为看重（表3）。因此在本照片中，位于南门内最高学府的长沙府文庙与府学衙等文化机构建筑群，其形制等级与建筑高度明显异于其他建筑、富丽堂皇（表3）。
图3主要官署建筑与官方礼制建筑布局示意图
注：图3（a）根据全景照绘制长沙礼制轴线空间示意，图3（b）为作者自绘而成。
2.新型功能区的影响与布局特点
维新运动以后长沙城内功能布局最大的变化是：长沙城内商业中心区的初步形成以及城市中心的转变，而在中心城外，功能区最大的变化是城南工业区的形成以及开埠以后城北租界区的形成（图4）。
城市中心由位于湖南巡抚衙门的行政中心转移向靠近湘江沿岸的商业区，商业区域由临湘江东岸的潮宗门与小西门内的太平街、坡子街、药王街扩展到了司门口、八角亭一带，表明此时长沙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而商业区内建筑类型主要是各行业的商店、住宿客栈等。
在维新运动期间，湘江东岸的灵官渡一带发展成了近代湖南最大的矿业产品转运码头，形成了长沙工业区的雏形。清末“新政”时期长沙兴办实业，南门外六铺街一带增加了不少近代工厂，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维新运动期间初步形成的南城外工业区，因此照片中这一带矗立了厂房与烟囱；维新时期长沙南门口创办了发电厂，在本照中天心阁旁城墙上以及天心阁下的建筑院落中都有电线杆。工厂与电线杆的出现，表明长沙开始了从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化的历史进程。
开埠以后，城西沿江一带和北门（湘春门）外都被开辟为租借区；水陆洲（今橘子洲）逐渐成为外国领事馆和外侨居住区。而本照中未见到西式或者中西结合形式的建筑，体现了清末“新政”前期虽社会风气更加开化，但建筑整体风貌仍然保留着传统风格的时代特征，这也可以从全景照以及其他同时代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中看出（表4）。
清末“新政”前期的年，岳麓书院下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与求实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既有新式学堂也有清代建筑风格的书院、文庙，该片区的建筑功能主要以文化教育为主。
图4长沙城新型功能区示意图
注：图4（a）为全景照中长沙城功能分区示意，图4（b）为作者自绘分析平面图。
表4部分功能区域面貌
由图4可见，“维新运动”以后至清末“新政”前期，在沿江航运对经贸发展的带动下，长沙新的城市功能区的出现在沿江一带、水陆洲等地，还没有深入地延伸到城市内部。而维新运动以后，随着长沙轮船运输业的发展，湘江航运贸易日益兴盛[2]，沿江地带与城内的人流增加、商品流量大增，因此沿江商业区域面积更为扩大、市场更为多元和繁华。新兴商贸区的逐步形成与发展，也冲击着礼制主导下的传统城市的格局，使得礼制对长沙城建筑布局和风貌的约束减弱。
3.长沙城墙的影响与布局特点
本照中除了天心阁附近，其他位置很难看到古城墙与城楼，根据全景照与时代接近的其它老照片分析，此时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降低，人为因素对于城墙的干扰与破坏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随着长沙城人口数量的增加，城墙内建筑愈加稠密，城墙根附近高低错落的建筑遮挡了墙体；其二是很多低矮房屋建在了局促的城墙顶部，使得城墙轮廓难以辨识；其三是晚清城墙已逐渐残破，城墙内侧树木、杂草等植被遮挡城墙轮廓，天心阁旁城墙内侧山坡甚至被居民开辟为菜地（表5）。
但是长沙城素有“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是指南门到北门的街巷路程约合今3.67km）的说法，抛开城墙的空间界限，照片中长沙的城市空间，已经远远不止“七里三分”的尺度，城垣外的房屋紧密地向城南、城北方向延伸扩张。由此说明，城墙对长沙城空间布局影响很大（表6）。
（1）城内外交通的约束与布局特征。城墙为古代军事防御设施，长沙城墙的格局范围发展到宋代就已经确定，随着长沙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墙日益成为城内外交通的障碍。19世纪末，长沙人口为10万余人，而到了年清末“新政”最后一年，长沙人口增加至15万。为了缓解城垣内外交通问题，光绪末年，长沙城重新开启两座原已封闭的城门，并且新增开设四座城门。“维新运动”以来（尤其是开埠以后），沿湘江的城门外航运发展、沿江船舶码头增多，城墙外沿湘江的用地空间逐渐被开发，形成建筑密集的带状空间。
（2）街巷走向的影响与布局特征。城墙对街巷的影响为三种表现形式：一者为进入城门后宽阔的麻石正街，二者为城墙内的环城街（又称墙根、墙湾），三者为连通到城墙根而止的端头路。城内的街巷大多呈网状，东西和南北向有通往城门的主街（称为正街），这些正街是老城的主干道。照片中城墙内外各种规格形式的建筑高低错落，街道狭窄、空间郁闭，因此本照中看不到城中正街与环城街的面貌。照片中可观察到连通到天心阁城墙根的端头路，这样的端头路两侧通常为民房或者小庙宇等建筑。
清末长沙“城里街道狭窄，仅有6-12英尺宽”（6-12英尺宽度在1.83-3.66m之间），这样的街巷宽度，也是清末长沙城建筑密度高、街巷空间绵密而狭长的体现，在本照片中得到了直观的印证。
（3）城墙所形成的文化节点与布局特征。长沙城墙的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为天心阁的楼阁名胜、龙伏山的龙脉文化，两者相辅相成，成为长沙古城标志。在清末，作为城墙附属建筑的天心阁，既已是长沙城制高点，同时也具有祭祀功能，是长沙古城的一座风水楼，本照中，天心阁下有一塔形化纸炉，是当时天心阁祭祀功能的直观体现。龙伏山上的城墙走势“自正南王（黄）道门循东南角稍折而北，为浏阳门，皆依（龙伏）山为筑”，全景照中也可见，从南门到东面的浏阳门这一段城墙，都是依附在龙伏山而建，比其他地段城墙都要高。而这条龙脉还承载了离天心阁不远处源于西汉的“定王台”故址，故其文化脉络一直代表着长沙炎汉文化正统。
（4）城墙外护城河的影响与布局特征。长沙城墙外护城河俗称便河，绕城一周，连通湘江。长沙的护城河宽窄不一，据民国初年的地图分析得知，城北新开门至城东浏阳门段的护城河为最宽阔；城北新开门至湘江段护城河宽度次之；城南面护城河最为狭窄。清末“新政”时期随着人口和建筑密度逐渐增加，护城河逐渐萎缩，随着时代的变迁，护城河也逐渐成为城市交通与建设的阻碍，而护城河的军事防御功能在该时期已经甚微。
便河岸边的卫生环境、出行交通等条件较差，便河对岸多为底层劳动人民所居住的低矮、破旧的房屋。照片中可见天心阁城墙南面醴陵坡下有沿河而建的民居组成了带状建筑群。
表6城墙对城市空间影响的呈现
注：平面图根据本研究所用的全景照以及几张时代较为接近的老照片，结合民国初年长沙地图自绘而成。
五、结论和思考
通过对本文研究的全景照分析得知，长沙“维新运动”（年—年）之后至清末“新政”前期（年—年）是城市风貌由传统向近代的初步转变时期，是研究清末长沙城市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长沙的山水环境、建筑风格、城市布局等物质风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长沙开始产生了近代工业、商业、文化教育与租界等新型功能区域，因而这一时期城市建筑空间布局开始改变，并且出现了新的形态与功能的建筑。与清末“新政”后期（年—年）相比较，该时期长沙城传统的物质环境风貌保持得更加完整。
本照片是目前最早面世的长沙全景照，但是也有其局限性，由于照片尺幅与分辨率较小，很多建筑、街巷等细节不能较清晰地观察到，导致历史信息的获取相对有限。从取景的角度和拍摄的意图分析，当时全景照的拍摄者对长沙的认知不仅停留在感性和猎奇，而是试图更加宏观全面地深入到理性层面。从文献资料来看，“维新”运动之后拍摄长沙的外国人士主要为建筑师、洋行商人、学者、传教士、摄影师等，但本全景照片拍摄者是何人、拍摄者当年在长沙城有何经历等问题，还有待今后挖掘更多的同期历史资料进行研究。
长沙是国务院公布为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近年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实践和建设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利用、《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制定、历史地段和历史街区的保护、老城区历史步道的打造等。然而，现今长沙城区早已延伸出原有的山水格局发展，本照作为目前面世长沙最早的全景照片，为长沙清末自然环境与城市布局的演变提供了一手的研究资料；为长沙天心阁历史风貌保护区的有机更新和“山、水、洲、城”视觉走廊提供了直观的历史信息；也为未来长沙老城区风貌恢复与虚拟模型构建提供了空间层次与建筑尺度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