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史的起源多有记载，现代学者根据不同的史书，分析真正的起源
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文章是有关于茶的发展，快点和我一起看下去吧！陆羽《茶经》及《太平御览》中的引文一向被视为茶事“战国说”的佐证，可惜这是个孤证，且我们上面已经全方位辨析，认为该语料不可信的成分居多。除战国说之外，还有“魏晋说”，欧阳修《集古录》云：“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南朝说”，佚名《南窗纪谈》说：“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事见《洛阳伽蓝记》”；“唐代说”，如蔡绦《铁围山丛谈》言：“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其实，早在《三国志》中就有饮茶的记载：“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薅以当酒。”
《茶经》中魏晋时期饮茶的史料已经收集了很多，《中国茶文化经典》所列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茶有关的史料近30条。茶事及茗饮之事起自魏晋以后的各种论说，皆不足为信。陆羽《茶经·六之饮》：“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这是有关中国饮茶起源最普遍的说法。茶起源于神农氏的佐证是《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茶经七之事》中摘录了《神农食经》的一段话：“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现代学者在论证茶的起源时，经常引用《神农本草经》中的这段话。
20世纪90年代，周树斌、赵天相等学者相继指出现存的《神农本草经》中并无该史料，认为这段话的出处为清孙璧文的《新义录》。那么，该段史料自然难以成为确认茶的起源的证据。另外，据梁任公考证：“……此书殆与蔡邕、吴普、陶弘景诸人有甚深之关系，直至宋代然后规模大具。质言之，则此书殆经千年间许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书不惟非出神农，即西汉以前人参预者尚极少，殆可断言也。”《神农食经》今本不存，历代文献的记载也极为稀少，仅在《茶经》及个别的文献中有提及。按照梁任公的方法分析，该书即便曾经存在，也应为魏晋之时著作也。关剑平在《传播学视野下的茶文化研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神农发现了茶，而是后人为神农发现了茶”，并对神农神话的社会心理基础做出了深入分析。茶的“神农起源说”不足为信。
陆羽说“闻于鲁周公”，鲁周公就是周公旦，他是周武王之弟，以其曾祖太王所居周地为采邑，故称周公，又因封国于鲁，又称之为鲁周公。《史记·鲁周公世家》云：“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陆羽提出此说，但没有给出明确的注解。考《茶经·七之事》：“周公《尔雅》：‘槚，苦荼’”，这是当时“闻于鲁周公”的例证。按此推论，陆羽应认为《尔雅》是周公之作。实际上，历代对《尔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有不同的观点，代表性的有：三国魏张揖《上〈广雅〉表》中的西周成书说，认为作者为周公，此说流传最广；郑玄《驳五经异义》中的战国初期成书说，认为作者是孔子门人；战国末年成书说，近人何九盈、赵振铎持此论；欧阳修《诗本义》中的秦汉说，认为乃“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吕南公、郑樵、朱熹、姚际恒、崔述等都持此说。
西汉说，很多学者明确指出《尔雅》为汉代儒生纂集而成，如叶梦得、朱翼、钱文子、康有为、罗常培、余嘉锡、胡朴安、王力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书在毛享以后。大抵小学家缀辑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现在一般认为《尔雅》初成于战国末、秦初，西汉时经过儒生的增补润色而最终成书。通过上面的分析，《尔雅》与周公没有任何关系，将茶与鲁周公联系在一起没有任何依据。另外，“槚，苦荼”之语起自战国末，还是秦代，抑或西汉，无从考证。从保守的观点看，此记载最晚出现在西汉。这反而成为茶在汉代出现的文献佐证。
用于说明秦代以前就有茶的文献记载还有，《周礼·地官》中关于“掌荼”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中关于巴国进贡茶的记载，《尚书·顾命》中关于“三咤”的记载，以《诗经》等为代表的“九经”中关于“荼”的记载等。一些学者对这些文献资料未进行任何辨析毫不怀疑地加以征引，用来呈现先秦时期茶叶的发展状况。也有学者对《周礼》《晏子春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提出质疑，但没有深入考究，得出“至少在战国时人们已知饮茶”。
还有一些学者对可能证明先秦有茶的文献特别是“九经”中的记载进行了逐一考辨，认为“九经”中“荼”的记载都不是茶，战国以前无茶。其中，周树斌和陈椽就“九经”中的荼是否为茶的问题，进行了多轮争论。通观两人观点，周树斌先生立论持中，有理有据，更为接近客观事实，本书采信周先生的观点。笔者认为从目前现有的古籍文献及出土文献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先秦时代无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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