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城建城始于德公元年即公元前年，也就是说，凡雍城秦墓的年代上限理论上就不应超过雍城建城的年代上限，也就是不应超过春秋中期的上限。本文以德公元年卜居雍城，来划分春秋早、中期。因此，我们将简报‘划为春秋早期、定为该墓地一期墓葬的凤翔八旗屯AM9,BM27,CM2三座铜器墓。或许八旗屯这三座墓葬不一定是雍城建城后最早的秦人墓葬，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凤翔雍城多年的考古发掘，仍未发现年代早于八旗屯AM9,BM27,CM2这三座铜器墓的墓葬。
春秋中期第一组，认为其为春秋早、中期时代界分的界标单位。如果有早于这三座铜器墓的墓葬出现，那我们就选择这个墓葬作为新的春秋早、中期的界标单位。因为无论如何这个墓葬的年代也只能无限接近但不会超过雍城建城的上限，也就是春秋中期的上限，即公元前年。而在不停调整过程中，我们最终将获得最接近于春秋中期上限的界标单位。
秦家沟M1,M2是同八旗屯AM9,BM27,CM2三墓年代较为接近的墓葬。但对于秦家沟M1,M2与八旗屯AM9,BM27,CM2相对年代关系，学界却颇多争议。陈平先生认为“不应是八旗屯一期墓与秦家沟早期墓的时代衔接。相反，到应是秦家沟旱期墓M1,M2与八旗屯一期墓AM9等三墓时代衔接”，八旗屯一期AM9等三墓应略早于秦家沟M1,M2。
而这样的争议不仅涉及到秦文化发展阶段和水平的认识，同样也涉及到秦文化青铜礼器发展序列的建立和“秦式勾连蟠纹”出现时代之争。因此，对这两组墓葬相对年代关系正确地认识，不仅能使我们了解秦文化发展阶段和水平，同时对建立可靠的春秋早、中期界标单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葬品组合的分析
宝鸡秦家沟墓葬M1,M2出土铜器的组合为鼎、篡、壶、盘，凤翔八旗屯AM9,BM27组合为鼎、孟、颇，凤翔八旗屯CM2组合为鼎、篡、匝、献。虽八旗屯AM9曾经被盗，随葬铜、陶器可能有缺。但就八旗屯BM27,AM9,CM2与秦家沟M1,M2出土铜器组合比较来看，八旗屯这三座墓葬随葬铜器组合显得比较紊乱，相比之下秦家沟M1,M2随葬铜器的组合到是有一定方式和一定规律的，似乎还有一点依“礼”而为的现象。
虽然陈平先生将这两组墓随葬铜陶器分成了“不完全型组合”和“变通型组合”，并认为变通型组合开创了一个新格局，同时也是秦家沟M1,M2时代晚于八旗屯三铜器墓的主要证据之一。然而秦家沟M1,M2这种三鼎四篡“变通型组合”，其实又见于上村岭貌国墓地。上村岭貌国墓地第三期M随葬鼎篡组合为三鼎四篮，以及稍晚的第四期M同样也是三鼎四篡的组合。
同时，在两周之际曾子墓随葬鼎篡组合也为三鼎四篡，长安张家坡郑季墓也是三鼎四摄的组合。对于盏带篡，俞伟超先生认为“西周后期往往以摄带篡。而对于这种三鼎四篡的随葬组合，俞伟超先生认为“当有如《仪礼·有司彻》所说，是一种‘乃升羊、泵、鱼三鼎，无腊与肤’的用少牢而为三鼎的杀礼”。
因此，从三鼎四篡出现时代更早的角度来看，秦家沟M1,M2的年代反倒应早于八旗屯三墓。在圆顶山M1,M2之前的早期秦墓，其随葬品组合与数量是符合周礼规定的。然而，在其之后亦如陈平先生所说一个新的格局出现了。我们承认由于时代不同，对随葬制度的理解和解释亦不一定相同。但是，由于圆顶山贵族墓葬的时代较早，与大堡子M25、边家庄M1的年代相仿。
因此，秦家沟M1,M2三鼎四篡的“变通型组合”并不是其时代晚于八旗屯三墓的特征。我们认为，无论怎么划分其随葬组合，“不完全型组合”与“变通型组合”都不是规范的随葬组合。只能说明无论八旗屯BM27,AM9,CM2三座墓葬，还是秦家沟M1,M29两座墓葬，其在组合上可能都处于新旧交替的变动阶段。变通型组合有后续者，而不完全组合同样也有更晚者。因此通过这样的比较判断其相对年代早晚，其结果并不可靠。
另外，对于凤翔八旗屯AM9等墓葬有着随葬陶礼器现象。尚志儒先生在对中小型秦墓分期研究中，将陶礼器墓归入春秋中期。滕铭予先生在《关中秦墓研究》一文中同样将宝鸡地区仿铜陶礼器出现时间的上限放到了春秋中期。韩伟先生在《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一文中也有相似的分期结果。
虽然，叶小燕先生认为铜礼器组合的墓或许能延续到春秋中期，而仿铜陶礼器的墓或许能早到春秋早期。但是，陶礼器出现年代的上限不是春秋中期或春秋早期偏晚。在西周中晚期“还有的长安张家坡M出土仿铜鼎等陶礼器”一例。而对于仿铜礼器的出现，俞伟超先生认为“这同墓主能否自备青铜礼器有关”并“同有无‘田禄’关系至大”。而这应该是关于墓主的经济实力的问题了。然而，即使陶礼器参与到随葬组合与数量的统计中，仍然不能从其中获得八旗屯AM9,BM27,CM2三墓年代早于秦家沟M1,M2可靠的认识。
总之，我们认为随葬礼器组合可能在大时代区别上可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对秦家沟和八旗屯这样年代相对比较接近的墓葬，用随葬铜器的组合与数量来区别其先后，似乎难度较大。
类型学分析
秦家沟MI,M2间距仅24米，“其规模、方向、墓制、葬式、铜礼器组合、形制、纹饰都完全一致，因此我们认为这两墓主可能是近亲关系，其入葬及随葬铜容器的年代也应相近。”陈平先生认为这两座墓葬的墓主可能是近亲关系，以及这两座墓葬年代应该比较接近，这点我们不否认。
从简报中我们得知，两墓南向，M2在M1东南约24米。如以昭穆制度来理解，M2或许为M1孙辈。然而对于MI和M2随葬的青铜鼎，我们认为形制和纹饰装饰手法上并不完全一样。秦家沟M1铜鼎立耳微外撇，腹部较深，鼓腹圈底，形制相似于圆顶山MII式铜鼎。并且其“口沿下有蟠尬纹一周，腹部有环带纹一周”的纹饰装饰手法，相似于圆顶山MII式铜鼎“腹部上饰鸟形窃曲纹一周，下饰垂鳞纹一周”双纹饰带的纹饰装饰手法。
因此，从形制、纹饰装饰手法上来看，二者时代应较为接近。但从其圈底弧度增大，立耳微外撇相似于时代较晚的凤翔高庄M10铜鼎其立耳微外撇的角度来看，秦家沟M1时代应稍晚于圆顶山M1。而之前我们通过青铜壶发展演变分析，同样认为秦家沟M1年代应稍晚于圆顶山M1,M2。然而秦家沟M2铜鼎浅腹圈底的形制更接近于八旗屯BM27铜鼎，但八旗屯BM27铜鼎，圈底程度更甚于前者，且两立耳外撇，更有向凤翔高庄M10铜鼎过渡的趋势。另外，
秦家沟M2铜鼎“腹上有蟠胜纹一道”的单纹饰带的纹饰装饰手法，相似于八旗屯BM27铜鼎口沿下饰一道蟠脸纹的单纹饰带的纹饰装饰手法。因此，我们认为秦家沟M1年代接近圆顶山年代而稍晚，但早于秦家沟M2年代。而秦家沟M2年代又稍早于八旗屯BM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