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座文化具有大众性和普适性，每一个星座都有着对应的月份，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月份找到自己的星座，人们又将每一个星座都对应了某一性格特点，这使得星座文化具有了一种符号特征，它既可以作为对某一种人格类型的代指，又可作为一种个人特质的标签。
从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的角度来看，能指主要为十二星座的图形、构成、色彩等造型层面，所指主要为十二星座的文化内涵、精神寄托等层面。从皮尔斯三分法的角度来看，图像符号主要研究的是十二星座的具体对应形象，标识符号研究的是十二星座的形象所对应的典故内容，象征符号所研究的是十二星座所寄托的夙愿和象征。同时三分法也可应用于对星座图像的多角度分析，对具体的星座形象进行进一步地涉及解读。
符号的三元关系可以帮笔者更好地了解到星座文化传播着什么样的文化内容、怎样根据星座的特点向大众表达特定的文化内涵。中国在很早之前就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星座体系，如在周朝初期的《周礼》中就已有二十八宿的部分宿名。而在约春秋时期我国还创立了名为“十二次”的周天划分，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和气节的变化，将黄赤道带天区不等地划分为十二个部分。
后中国本土的道教将十二星座的文化加以吸收，在《道藏》中关于十二星座的记载就将其与中国传统历法中的“地支”、“十二次”相对应。可从书中所记录的内容所知，这时十二星座与我国的星象学已有了一定的文化融合，不再只是单纯的外来文化。
在隋唐时期，十二星座随着佛教的传入逐渐被中土所知，这时候的十二星座形象可多见于经书中，最早记载了十二星座的汉文献便是隋朝的耶连提耶舍所译的《大乘大方等日藏经》。夏鼐在《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中推断十二星座图像的传入应该不晚于唐代初期，他在文中提到黄道十二宫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但因为和我国传统的二十八星宿和十二次有所重复，我国的天文学中一般并不使用这一方式，直至明末耶稣会的教士将它与近代天文学相联系，再次传入了中国。
所以十二星座传入的具体历史目前尚不清晰，只能靠考古资料进行推断。敦煌千佛洞的一幅描绘炽盛光佛乘车的壁画是目前可知最早的十二星座图像之一，十二星座的形象漂浮于天空中，这时的形象已经有了一定的中国化。而后不管是在宣化辽墓壁画还是在开元古寺金代铁钟上，我们所见的十二星座形象，不论是从风格还是绘画技法来看，已明显均为中国化后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