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大宗伯》将礼划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后代礼学家都沿袭此分法。所以宋代张大亨作《春秋五礼例序》，干脆取《春秋》经传中有关事迹，分属吉、凶、军、宾、嘉五礼，以明《春秋左传》中的礼制体例。对战争气氛的渲染，对战争胜负的预测，都可以使人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对以武力攻伐征服的霸道与霸权的肯定。大家读《左传》中的战争篇章时可以发现，在描写战争时，作者总是站在战胜者或霸主的立场上，给予支持和赞美。比如城濮之战，是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取威定霸”关键的一战；邲之战，则使楚庄王终于称霸中原。
在这两次战争描写中，作者明显地站在晋文公和楚庄王的立场，对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局，进行倾向鲜明的描绘。作者调动了多种叙事手法，来预示晋文公、楚庄王必胜的结局，包括人物预言、鬼神与天象的暗示等。甚至不惜以直接或间接评述的手法给予赞扬。我们看僖公二十七年，城濮之战还没打，作者先概括叙述晋文公成功的原因：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
晋文公回国后能训练百姓，为百姓谋利益，使老百姓安定生活；又教他们知道信用，不贪不争；还训练百姓知道礼义，明辨是非。正因为如此，晋文公能“取威定霸”。楚庄王也一样，长期以来告诫百姓要居安思危，告诫军队要时时警惕；并用商纣王灭亡的教训教育国人。因此，楚庄王一战而霸，也是势在必行。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些霸主的态度。此外，在秦晋殽之战、齐晋鞍之战等战争中，作者同样是站在霸主的立场，为维护霸主威势以选择正面与反面的立场进行描写，殽之战写秦穆公之败，鞍之战写齐顷公之败，都是与威势不减的霸权挑战的必然结果。
所以战争刚一开始，作者便从不同的侧面来预示战争的结局。其次，作者对齐、晋、秦、楚等霸主全然持十分欣赏和赞美的态度。春秋五霸，一般指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清人冯李骅认为《左传》中写得出色的是晋文公、晋悼公、秦穆公、楚庄王数人，这几个人物，都是叱咤风云的霸主。其他如对“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作者是以世之楷模的形象来描写他的。尽管齐桓公的人物形象塑造在全书中显得较弱，但作者在书中仍不忘极力地加以称赞而少于批评。
比如写齐桓公兼并他国，肯定是因为他国无礼，是对别国的所谓的“惠施”。对霸主的颂扬，与作者的崇霸思想有密切关系。第三，《左传》作者的崇霸思想，表现在对武力的态度上。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春秋时期的战争都是争霸掠夺的战争，所以孟子对春秋时期的武力征伐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楚国的潘党劝楚庄王将晋国军队的尸体收集起来堆起来，做成一个大土封，并在上面树立木标志，以此来炫耀楚国的武功，楚庄王不同意，认为武力的作用在于禁暴息兵，保有天下，所以武功不足以炫耀，目的在于巩固霸业。春秋时期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很值得我们注意。
楚庄王的看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兵威也就是战争还有安定国家、保护小国生存的作用。一些诸侯小国，老受到晋楚两个大国的威胁，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大国的威慑，小国才不敢放松警惕，才能够上下和睦，精诚团结，国家才能够安定。所以没有战争的威慑就会骄傲，骄傲了就要生乱，乱了就要被消灭。子罕的话也有道理。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就是这个道理。战争虽然不好，但它使国家高度警惕外患的入侵，居安思危，也有它的作用。这就是战争另一方面的作用，它虽然是坏事，它也有好的一方面，即能够使小国随时保持警惕。后来柳宗元写了一篇《敌戒》，文章不长，实际上就阐释了这一思想：有外患有战争的威胁，能够使你长期保持一种高度警惕的状态，居安思危，国家反而不容易被灭亡。你放松了警惕，忘记了外患和战争威胁的存在，反而不知不觉一下被消灭了，就是这个道理。
晋楚两国的争霸战争打了多少年了，许多国家也饱受战争之苦，因此宋国的向戌多次奔走，撮合晋楚两国弭兵，即停止战争。在谈到《左传》的崇霸思想的时候要注意到，作者始终没有抛弃“尊王”这一面旗帜。“尊王”，就是尊重周王室，尊重周天子。从《左传》中的第一位枭雄郑庄公开始，已不将周王放在眼里，尽管郑庄公敢于“君臣交质”“射王中肩”，可是仍高举着“尊王”的大旗，“以王命讨不庭”，横行于天下。其后，齐桓公称霸的一个重要策略，也是举起了“尊王攘夷”这面时髦的旗帜。当时的王室虽然日渐衰弱而且位同诸侯，但毕竟还保留着共主、天子的尊号，借天子之威可以震慑诸侯，也可以团结诸侯，这就是各位霸主要高唱“尊王”调子的原因。
“尊王”的实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春秋初年郑庄公就知道“以王命讨不庭”，后来的齐桓公、晋文公莫不深谙此道。楚庄王虽有问鼎中原之志，却也不敢过于造次。就连南方的吴、越二国，也总要做出一些尊王的姿态来。所以打着“尊王”的大旗，更有利于霸主的称霸，这与《左传》中的崇霸思想并没有矛盾。总之《左传》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它具有鲜明的民本思想，代表着当时的进步思想潮流。它崇扬礼制，把礼制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又与儒家的传统思想吻合。但是，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对霸道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而左氏崇扬霸主，称赞桓文之事，可见非仲尼之徒。所以，对《左传》的思想倾向，不要机械地划归于哪一个学派，还是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