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个族群文化习俗的形成，是长期稳定生活的的沉淀。墓葬中的特定习俗既是文化认同的结果，也是物质生活转变为死后世界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习俗和文化符号特征逐渐成为这个民族的代名词，也成为了这个民族人们约定俗成的身份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符号也是人们对于某种传统的坚守，夏商时期的人们对于这些传统的坚守代表着对于某一代王朝的认可。周代的殷遗民是周人处理商代政治力量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殷遗民也对于自己的身份有着明显地认同，他们以近乎偏执的方式坚守着自己遗民的身份，表达着对于商王朝的怀念。
武王克商与殷遗民
商人和周人是分别发源于两个不同地区的势力集团，殷人很有可能起源于东方，是与东夷集团并存的古老民族。周人则是起源于西方，是一度与游牧民族势力相互交融的集团。
历史上的以周代商
公元前年，以武王为首的多个部族联盟联合反叛和攻打商王朝，在牧野之战以倒戈相向之势击垮了拱卫商王朝的最后一道屏障。历史对于胜利者总是不吝溢美之词，历史上的商纣王是一个爱好酒池肉林、滥杀无辜的昏庸暴君。
在经过层层叠叠的历史加工之后，商纣王成为了与妖怪为伍的无道昏君，是非忠奸不辨，于私受妖精蛊惑，于公贬杀忠臣、任由妖怪乱政。而与之相反地，周武王则是政治热血的贤明之君，他主导了一场推翻暴政的流血政变。
商纣王
而事实上透过甲骨文和历史只言片语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商纣王帝辛其实是一个颇具才华和铁血手腕的君王。有商一代，在商王武丁时期商代版图达到了较为繁盛的时期，但其后便走向衰落，并且自此一蹶不振。
和初代相比，商代的政治版图向西发生了大范围收缩，对于长江以南的控制力也大大减小，几乎仅存对于东方的控制。而此时末代即位的帝辛就立志于改变这样的局面，为了接触东方来自夷人的忧患，避免商东界继续收缩，他开始了数次征伐东夷。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纣王在与东夷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国力，也就无法抵抗来自西方的周人的攻击了。
殷遗民的存在
所谓的殷遗民其实就是殷商灭亡之后存在的较为有势力的殷商统治集团成员，这些人不同于平民，他们有着较强的政治号召力，是周人不得不拉拢和收买的对象。这些商人遗民有时甚至能够左右周初的政治叛乱，在成王时期的三监之乱就是殷遗民挑拨周人贵族进行的叛乱。以至于周公不得不耗费了极大的力气去镇压这场叛乱。
周公画像
周人对待殷遗民的态度一是集中监视，从政治上将他们进行隔离，使其绝无叛乱的可能；另一方面，对于反商有功的商末贵族，还一视同仁进行了分封，并且给予其政治和军事权利，成为了为商王朝镇守疆域的封疆大吏。
这些殷遗民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断绝了和商王朝的关系，但是在文化和习惯认同上还保留了商人传统，成为了周初文化生活中的特殊人群
。
商礼与周礼的不同
从生活中的礼仪来说，商人和周人有着明显不同的传统习俗，从青铜器和陶器的组合来看，商人体现出一个“重酒”的传统，而周人体现出“重食”的传统。
商人的“重酒”传统
商人嗜好饮酒，从其墓葬中随葬较多数量的酒器中就可以看出。商代青铜器中常见有觚和爵作为随葬物品，而觚常常作为盛酒器，爵则通常用做饮酒器。商人好酒成风，不论男女，都爱好饮酒。商代的殷墟妇好墓的主人就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既是一位王后，同时也是一名女将军，殷墟妇好墓中发现有爵、杯、尊、觚、方彝等和饮酒有关的器皿。
妇好画像
为何商人如此好酒呢？一方面可能与酒精具有致幻功能有关，古代人信好鬼神，也有着许多和侍奉鬼神有关的习俗和文化。过量饮酒能够使人神识昏迷，陷入迷幻的境界，在古人看来是能够直接和神灵进行沟通的。
另一方面，酒精具有驱寒和保暖作用，并且在物质匮乏的古代社会中还能够充当杀毒消炎的作用。最后就是，商代宴饮频繁，酒精是上层社会交际和显示身份的重要物资，因而受到时人的追捧。
殷墟妇好墓
周人的“重食”传统
商人爱酒很有可能是和奢侈的宴饮习惯和是事好鬼神有关，奢侈的作风和频繁祭祀也是导致商朝覆灭的重要因素。周王朝建立以后，吸取了商人亡国的经验，不重视饮酒，甚至还明令禁止饮酒。
酒器是商朝的重要礼器，也是祭祀祖先的重要部分，商周时期以青铜器作为礼仪制度的重要体现，青铜酒器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也是祭祀仪式上的重要内容。与商代一样，周人也是重视青铜礼器的，但是和商人不同，周人的青铜礼器主要以青铜食器为主。
商周青铜器
周代贵族墓葬中出土最多的是以簋和鼎为主的炊煮和盛放食物的器皿。食器在商代占据重要地位还体现在周代贵族以青铜食器规定了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周礼中“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三簋，士用三鼎一簋或一鼎。”
各个身份等级之间的用鼎和簋数量不得出现僭越，食器数量的多少也体现出不同等级身份的人食用肉类种类的丰富程度。周人以食器为礼制的传统，体现出周代礼制的严格和普遍，礼仪制度真正成为了日常社会的行为规范。
商周时期葬制的差异
丧葬制度是世俗礼仪在墓葬中的延伸，同时也是体现一个族群身份和认同的重要特点。
殷遗民的葬制
以殷墟商王墓为例，商代的贵族葬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墓道、腰坑、殉狗、殉牲和殉人。商王墓葬中最多带有四条墓道，称为亚字形大墓，有时也只有两条墓道，称为中字形大墓，有的贵族墓只有一条墓道，称为甲字形大墓。
墓道数量的多少是表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特征，是商人重视礼仪制度的表现。殉狗和腰坑是商人墓葬中最为常见的现象，一般来说，殉狗主要埋葬于腰坑当中，二者都是殷商人群的重要标志。在殷商覆亡以后，殷遗民继续沿用了这一传统，甚至有时在周代的诸侯国墓地中还能见到很明显的有腰坑、殉狗的人群和没有腰坑、殉狗的人群墓葬泾渭分明的情况。显然这两类人代表的分别是殷遗民和周代居民。
殷墟殉葬坑
殷商葬俗和周人葬俗
殷商和周人葬俗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周代和殷商时期都有殉牲现象存在，所谓殉牲，一般来说除了殉葬整只动物外，还有就是殉葬动物肢骨的某一部分。史书记载“凡为俎者，以骨为主。骨有贵贱，殷人贵髀，周人贵肩。凡前贵于后。”意为周人随葬惯用动物的前腿肉随葬，而殷人惯用动物的后腿肉随葬，二者在殉牲上是有明显区别的。
另外，以人殉葬的风气在商代达到鼎盛，几乎商人贵族墓葬中殉人多者可达上百人，少者十余人。这种殉人之风在商代以后就逐渐走向衰亡，周以后更是被明令禁止。
对于周王朝内生活的殷遗民来说，以人殉葬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常态，尽管在数量上已经明显减少了人殉，但是仍然保留了这一习俗。大约到了东周时期，周人的以人殉葬现象逐渐减少，在南方地区还开始出现了代替人殉的人偶，这种人偶发展还成为了以后的兵马俑等陪葬明器。
结语
从青铜礼器上来看，周人与商人坚守了两套不同的传统，这两套传统既是商人政治生活的映照，也是周人吸取商人灭亡教训的结果。从重视礼法的程度上来说，周人更甚一筹，他们从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对于礼制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所谓的“天子驾六”、
列鼎制度都是礼制严格话和日常化的表现。这些礼法制度外化为习惯，成为了一个族群与生俱来的民族记忆和身份认同，也成为了商人和周人固有的坚守。殷遗民和周人泾渭分明的丧葬制度就是殷人和周人对于自己不属于一族的体现，也正是因为这种习俗上的自我暗示，使得两个族群都保留了自己的习惯—殷人永远是殷人，周人也永远是周人，这是文化留给人们独特的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