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容酒礼器,按形状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等三类。最为多见的是前两类,器形类似壶,侈口,圈足,圆腹或方腹。第三类鸟兽尊是一种形制特殊模拟鸟兽形象的盛酒器,其本身铭文中通常有铜器之共名“尊彝”二字。鉴于这种器物没有专名,旧时习惯上常将模拟兽类形状的器物称为“牺尊”。“牺”是对古时祭祀用的牲畜的总称。《周礼》中有古代祭祀礼器中使用六尊六彝的记载,六尊指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葬指鸡彝、鸟鼻,犟彝、黄葬、虎彝、雖_。
由于大多数鸟兽尊形象鲜明,一望可知是何种动物,故统称其为鸟兽尊。又根据不同的动物种类具体称其为鸟尊、牛尊、羊尊、猪尊、马尊、象尊、犀尊、鸭尊、虎尊,等等。陶质的鸟兽尊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出现,如1957年陕西华县太平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墓葬出土的陶鹰尊,这件器物高约35.8厘米,整体造型是一只蓄势待发的鹰,双目圆睁,尖喙成钩形,神情威猛。体形圆厚,体为器身,背为器口,尾和足为器足。鹰的身体与尊形浑然一体,构思精巧,美感十足。
1977年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大南沟出土的鸟形彩绘陶尊,属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小河沿文化。该器为夹砂灰陶质,高36、腹径32、底径11厘米。鸟仰头张嘴,呈现出一幅嗷嗷待哺的形象。2016年,辽宁省朝阳市德辅博物馆收藏了一件陶熊尊,被专家们认定是一件辽西一带新石器时代的陶礼器,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该器为夹砂红褐陶质,整体圆雕出一只立熊形,通高6.6、腹部最宽6.2、通长12.2厘米。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随着青铜工艺和科技的进步,更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作为具有祭祀功能和宴宾客的酒礼器,代表着尊贵等级、高等规格的青铜尊在此时替代陶尊占据了主导和重要的地位。从目前所见出土实物看,西周时代是青铜鸟兽尊制作的最发达时期,不仅数量较大,而且种类繁多,出现了许多新的品类,如虎尊就是从这时开始出现。虽然塑造这些鸟兽形象绝大部分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但也与当时礼乐制度的加强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许与原始社会图铜虎尊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遗留下来的图腾崇拜有着某种联系。
当时的鸟兽尊既是作为盛酒器,又是作为礼器而存在,和其他礼器一样,被赋予了某种特殊意义和神圣色彩。青铜鸟兽尊自商周时期以降多有发现和出土,但在青铜器的总量中占比并不大,尤其是虎尊,数量更少。至于陶虎尊,从考古出土、传世和文献中竟是查索无着,我们只能通过铜虎尊的一些考察,以期对陶虎尊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1993年在湖北江陵江北农场出土一件青铜虎尊,西周器,通高21.8、长35、肩宽9.2、腹深9.2厘米。虎首微昂,四肢直立,獠牙利齿,双目圆睁,翘鼻粗颈,短尾上卷。腹空有盖。虎身比例适当,纹饰简洁,形象栩栩如生,颇具兽王之雄姿。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对铜虎尊。西周器,高25、长75厘米,传陕西宝鸡一带出土。虎身修长,腹空,背开长方孔,失盖。面部浄狞,瞠目舖:牙,口露两竖牙。长尾上卷,首向前伸,体饰斑纹。此外,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一件铜虎尊春秋中期器,高22、长27厘米。
虎双目圆瞪,张口卷唇。腹空,虎背开口有盖,盖上有链,虎尾向上卷翘以链与盖相连。四肢上部饰重环纹。以上所列的三件铜虎尊,除了体呈立姿,身上饰有比较繁复的纹饰,工艺精湛,形象威严,显得华贵庄重等特点,还有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腹空、背部开口有盖或无盖,这是成为盛酒器必不可少的条件。青铜器中模拟虎形象的虎形器,从种类、形态、大小、纹饰各方面来看可谓是数量众多,形制多样。但能作为“尊'首先它必须是盛酒器,腹部是空心的,背上有口、盖,可以用来盛酒。其次,它同时又应具备礼器的功能,在祭祀时使用。早期的青铜器多仿制陶器而来,历经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陶器的器形又开始对青铜礼器大肆模仿,仿铜礼器大量出现。
铁刹山M19出土的这件陶质虎形器基本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第一,其腹部是中空的,背部虽然残缺,但仍然可推测出上面很可能是开口的,具备盛酒器的条件;第二,其同出的鼎、盒、壶、钫是西汉时期墓葬中常见的仿铜礼器组合,其中的鼎、盒属于食器,壶、钫则属于盛酒器,所以其也有可能是被当作仿铜礼器使用的。虽然西汉时期青铜礼器已经没落,这种仿铜礼器更可能只是一种象征,但对于“事死如生”的汉代人来说,这些陪葬品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其不仅是人死后仍然要享受的生活用品,同时也可能是祭祀神灵沟通上天的工具。
综上分析,这件陶质虎形器定名为“陶虎尊”是合适的。铁刹山M19出土的这件陶虎尊造型,整体采用圆雕形式,虽然基本特征属写实风格,但其并没有像前述铜虎尊那样表现兽中之王的威武,而是通过丰满圆润的身体,趴伏平卧的姿态,翅曲的卷尾,再加上温驯平和甚至有些呆萌的表情,生动地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没有攻击性的乖乖虎的形象。而这种被驯服的虎的形象,应与汉代人虎的观念和驯虎、斗虎现象有着直接的关联。屈原《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天下人兮%应劭辑录《风俗通义》:“阙象畏虎”,意为虎有驱怪神之威。虎在现实生活及墓葬中有着镇魔驱邪的作用,人们以虎嗜血凶残的威猛形象来表达辟邪压祟的愿望。汉代崇尚“四灵”,虎成为方位之神,“取虎形以镇邪,以其威风异常也”,视虎为权威的代表,权力的象征,虎的形象被应用到生活的很多方面。汉代角抵活动盛行,驯兽、斗兽现象较为普遍,在上林苑及诸侯王国苑囿中即豢养有猛虎。即李禹因酒后欺凌侍中贵人,武帝罚李禹在兽圈中刺杀猛虎。
1994年在徐州西汉早期的宛朐侯刘埶墓中出土的人物画像铜镜上也有驯虎、斗虎的画面。上述文献及出土资料均反映了驯养猛虎在汉代有一定的普遍性。汉代多虎,一度为患,《后汉书?宋均传》:“郡多虎豹,数为民患,常设檻阱而犹多伤害。”《论衡?遭虎》:“虎时入邑,行于民间。”进人东汉之后,因虎患民众多设檻捕虎,驯虎、斗虎更加普遍,这在各地出土的画像石斗虎图像中有集中反映,在此不予赘述。三结语综观鸟兽尊的发展历程,最早的鸟兽尊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开始出现,质地是陶质的。商代后期开始出现青铜鸟兽尊,并主要流行于商至战国这一历史时期。其中经过商时期的萌芽和发展,西周时期的高度发15展,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衰落。而到了汉代,随着铁器的大量使用,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社会在变革,社会阶层在分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变化,礼崩乐坏呈必然之势,这种变化直观反映在器用制度上,就是鸟兽尊种类和数量上的减少甚至几近消失,造型上动物形象由神秘、神权化向世俗、生活化转变,而功用上也经历了一个从祭祀重器到实用酒器的演变,并最终回归到其实用器皿的本质。其不再是供奉于案的祭祀重器,而成了贵族钟鸣鼎食生活中的点缀品,是身份、地位及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虎尊作为鸟兽尊的一种,发现很少,尤其是陶虎尊目前可说是第一次出土,但其发展脉络和鸟兽尊的发展历程基本是一致的。
结语通过对鸟兽尊发展史的溯源,以及对陶质鸟兽尊和铜虎尊的探讨,以期对铁刹山M19出土的陶虎尊有个初步的认识。希望随着考古工作中更多新的发现,对虎尊的认识也将会更加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