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医院曝光 http://www.csjkc.com/yydt/m/637.html大家好，我是孔西妹，今天给大家说说中国古代史书，纪事本末体，三大史体以外的重要史体。纪事本末体是记载历史事件的始末的一种史书体例。这种史书形式源自我国最古的史书《尚书》中专记地理的《禹贡》等篇。不过，记事本末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史书编纂体例，发端应是南宋史学家袁枢改编《资治通鉴》而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袁枢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但是该书部头宏大，内容浩繁，且为编年体，事不连贯，难以卒读。因此，袁枢融会贯通，另谋新编，将多万字的《资治通鉴》打散了重编，按照依事立目的原则，把有关文字资料抄录编在一起，不仅史实材料完全取自原书，而且文字也一字不改地完全照录，最后汇列为个事目。每一事目按时间顺序进行有头有尾的详细叙述，标题都能准确概括全篇主旨，言简意赅，字含褒贬，不冗不漏地表现了《资治通鉴》原著的精神。袁枢对《资治通鉴》的改编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由于他的改编工作独具匠心，创立了一种新的史学体裁—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的优点是以事件为中心，标题立目，独立成篇，各篇又以时间为序进行编写，内容集中，简明扼要。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始末经过，通过这种记叙，一目了然。这样既可避免纪传体史书的重复记事的缺点，又可避免编年体史的散碎割裂的毛病。这种史体明白易读，对一般读史的人十分方便。梁启超十分赞赏袁枢的发明创造，所谓“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就是指袁枢这种“提要钩元之功”。在唐朝以前，史书体例主要是编年、纪传两种，《春秋》创编年，《史记》创纪传。编年、纪传各有优劣短长。编年记事，事件年月，脉络清晰，是其所长，但流水账式的记录，使重大事件分散记录在不同的地方，零散割裂，是其所短。纪传体容量大，记事详赡，对历史有很强的综合表现力，是其所长;然而，人物事件分散复出，不求年月，先后失序，是其所短。要简明扼要地弄清历史事件，非纪事本末体莫属。自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以后，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受到史学界的欢迎。在袁枢之后，接踵而至者代有其人，推动了这一史体的发展和繁荣。明代陈邦瞻撰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初谷应泰主编《明史纪事本末》、清末魏源著《圣武记》等等。纪事本末体史书逐渐形成了从上古到清代的一套完整系列，俨然与纪传体正史和编年史鼎足而三。中国史书体例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在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体三大史体以外，另有一些重要史体独辟蹊径，异军突起，渐成体系，成为史学百花园中争奇斗艳的一朵朵奇葩。这里介绍的其中比较重要的两种:政书和方志。1.政书“政书”这一名称是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开始使用的，古称典志体。政书是指专门记述历代王朝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具有资料汇编性质的史书。有的“政书”是把古今制度贯通联系起来编写的，如唐朝杜佑的《通典》、南宋郑樵的《通志》和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有的“政书”是把某一朝代的制度分门别类撰写的，如《唐会要》、《五代会要》等。有的“政书”是某种制度的原始文件汇编，如《唐律疏议》、《宋刑统》等。我国现存最早的“政书”是唐代史学家杜佑编撰的《通典》，是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述典章制度的大型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全书卷，以事类为中心，以时间为先后编写，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全书取材严谨，脉络清晰，分类编撰，条贯古今。这样完善的编纂体例，为我国典志体开创了先例，为史学创立了一个新的史体。《通典》成书以后，典志体史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出现了“十通”蔚为壮观的局面。《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清代接修“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又为本朝修“清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民国初年刘锦藻修《清朝续文献通考》，上述诸书合称“十通”。十部政书成为系统，记述了从远古至清宣统三年《年》数千年的典章制度，内容浩繁，贯通古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方志方志这个名称，语出《周礼·春官》“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方志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该地区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著作，以地理沿革、道里、山川、州县人口户籍、贡赋物产、风俗民情、方言、古迹、人物为主要内容，可以看做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尚书》的《禹贡》篇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篇完整、系统的自然地理说明书。《汉书·地理志》开创了全国性区域志的体例规模。流传至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志只有晋朝常瑰著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在编撰方法上，把历史、地理、人物结合起来，采用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种体裁来写，有分有合，浑然一体。这是我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奠定了后世方志的编纂体例。隋唐两代，方志学进一步发展完善，唐朝宰相李吉甫纂修的《元和郡县志》，是流传至今最早而又最完整的地方总志。宋代方志的编纂特别发达，有百余种。全国性总志有:乐史《太平衰宇砂、王存《元丰九域记》、欧阳态《舆地广记》、王象之《舆地记胜》、祝穆《方舆胜览》等;区域性的方志有:范成大的《吴郡志》以及乾道、淳枯、咸淳三朝所撰《临安志》等等。元明清是方志发展的萦荣时期，产生了以宏博见称的全国性区域志——《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这一时期，从“朴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修志局。各行省、府县都在修志。方志史书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可为我们提供正史以外丰富多样的可靠研究资料，也为我们研究区域性问题，开发地区经济提供了历史性依据，是我们认识国情、培养爱国主义情操的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除了上述政书、方志以外，中国古代史体还有史评体，如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这些史体在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中都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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