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张文俊，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国著名文献，《周礼》——成书年代。过去一些学者研究《周礼》成书年代的方法，大多从研究《周礼》中的职官或制度人手，并以此推断其成书年代。但是这种方法有局限性，因为《周礼》中所记的职官或制度虽然与周代金文所记的职官或周代所行的一些制度不合，但《周礼》中所记的另一些职官或制度，在金文中又确实存在并在周代实行过，这就使得研究者们各有所据，长期争论不休。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拓宽研究的路子，不仅要从历史学等方面研究，还要研究《周礼》一书的性质、思想特征和本身的内容，这样才能对《周礼》的成书年代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明。我们认为《周礼》是一部关于国家政治制度规划的先秦古籍，它以周代的制度为根据，并加上作者自己的设想而成，具体作者已不可考，其成书年代的上限在平王东迁之后，下限在战国之前，理由如下:第一，平王东迁后，虽然王室衰微，但还没有降为春秋中后期时的二三等小国，东迁后的周王朝，大概想有所作为，《周礼》的作者，便在西周王朝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一个新的王天下的规划，《周礼》既然对过去的制度有所损益，就必然保存有一部分西周的制度，这已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了证明。第二，《周礼》中没有战国时那种群雄并立，诸侯纷争的情况，其军事编制也毫无战国时车战的迹象。第三，中国的冶铁技术发明始于春秋，在春秋战国之际，先后出现生铁冶铸、炼钢和生铁柔化三项技术，使铁器成为社会生活中用途广泛的工具，而《周礼》中没有使用铁制工具和采用牛耕的记载，《地官·牛人》所提到的对牛的三种用途，不外是祭祀、食肉和运枪。这也是《周礼》非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之作的一个证据。第四，《周礼》中出现过“儒”字，讲“刑”讲“法”的地方也很多，有的学者便据此证明《周礼礼》的成书年代是为战国，或谓《周礼》是儒家著作，或谓《周礼》是法家著作，或谓《周礼》以儒家思想为主，受法家影响最大，并广泛吸取许多学派思想而成的一部著作等等。实际上，《周礼礼》中的“儒”乃是一种官职，《天官·大宰》“播以道得民”，是说“儒”这种职官，是以“道”《六艺》教民而得到人民信服的。《周礼》中的“孺”，不同于春秋战国时的“儒”，更不等同于那时的“儒家”。《周礼》中的“法”，除少数地方有法律、刑法的涵义外，大多数是作为方法、程式、方针政策等概念来用的’，这与法家的著作大不相同。《周礼》中没有百家争鸣的现象，不存在学派，《周礼》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规划之书，必然涉及思想、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能因《周礼》中有“儒”、“法”等字，便将其断为战国时某个学派的著作。第五，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说大盛于战国时代。《周礼》中有不少以“五”开头的词语，因此有的学者便认为《周礼》产生在五行说广为流行的战国或西汉初年。我们认为《周礼》中好用“五”字开头的词语，是作者沿用了过去制度中的一些现存词汇，如“五礼”、“五射”、“五服”之类;或沿用了过去民间约定俗成的一些词汇，如“五味”、“五谷”之类;或因作者不但在设计国家制度时喜欢整齐划一，就是在运用数字上也喜欢整齐划一。作者除喜好用“五”字外，还好用“八”、“九”诸数字，如“八法”、“八柄”、“八统”、“九职”、“九斌”、“九式”、“九贡”、“九两”等皆是。我们不能根据作者对数字的习惯用法来裁定其成书的年代，况且《周礼》中根本没有出现过“五行”一词，而以“五行”观点来解释《周礼》，那是汉代的事，与《周礼》本身并无关系。第六，补《冬官》之缺的《考工记》记载的是百工技术，体例也与《周礼》中的其他五官不一致。《考工记》中提到“秦无卢(卢，矛戟之柄）”、“郑之刀”，而秦封国与周孝王时，郑封国于周宜王时，这说明《考工记》不是周初的作品，但《考工记》语言文体古雅，其成文的年代也不可能很晚。郭沫若考证它是春秋末年齐国的官书(考工记的年代与区别)，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仍是周人的作品，《考工记》对车的构造记还特详，并还强调说“周人尚舆”，意谓周人茸尚制作车典的工官，此即是周人作《考工记》的一个证明。但无论如何，学者们对《考工记》年代的分歧，一般是限于东周之内，因此它的年代既不在西周，亦不是西汉。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erlanlan.com/rzgz/832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