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又叫《周官》）与《仪礼》《礼经》并称三礼。在三礼中，《周礼》地位特殊，该书以记载典章制度为主，有着复杂严密、井然有序的治理体系，大到朝廷制度，中到分邦建国，小至基层治理，均在《周礼》中有周密纤悉的记载。历史上曾有“以周官治天下”的说法，明代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设置也是仿照《周官》的六典。
一
关于《周官》的来历，《史记》中有如下记载：
（周）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司马迁认为《周官》是周朝建立后，周公为了新朝廷长治久安而作。刘歆、郑玄等儒者认为：《周官》为周公所创制，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公致太平之书”，程颐认为“《周礼》一书，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须知道者观之，可决是非也”，此外，王通、范祖禹、朱熹、杨时等也持有类似看法。也有观点认为《周官》非周公所作。关于《周官》的来历，还有文王所作说、战国人所作说、汉儒附会说等多种观点。《礼》学自古以来就聚讼纷纷，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的看法，后世也有“议礼如聚讼”的说法。
在三礼中，《周官》文本出现晚于《仪礼》《礼记》。汉武帝时，《周官》“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由于很快被收入内廷藏书，其发现未在学界产生影响。西汉末年刘歆在受命校读内廷藏书时发现了《周官》，他认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于斯”，将之著录，并以《考工记》代替原书所缺之冬官。由此，学界开始传授《周官》。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大儒皆治《周官》，且为《周官》解诂。其中，郑玄所注“所释特精”，唐代贾公彦为之作疏，贾疏“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朱熹认为：“《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周官》地位，在不同时代屡有升降，苏绰、王安石均重《周官》，尤其王安石在贬低《春秋》为“断烂朝报”的同时，推崇《周官》，在熙宁年间颁布的《三经新义》中，唯独《周官新义》为王安石亲自撰写。
在宋明理学体系中，往往存在以“理”释“礼”的倾向。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解“礼之用，和为贵”时指出：“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显然朱熹是从礼节、仪式的角度理解“礼”的，显然其礼学观以《仪礼》而非《周礼》为本。如朱熹在讨论《周礼》时指出：
《周礼》一书，周公立下许多条贯，皆是从广大心中流出。
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诚意之学，于此考之可见其实。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在朱熹看来，《周官》精密的典章制度、严密的条贯源自于周公之“广大心中”“运用天理烂熟”的一个呈现、流布。礼是一种外在的节文，理则是内在的本体，这与程颐所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可谓异曲同工。
在《传习录》中王守仁与弟子徐爱曾讨论“博文约礼”问题：
在王守仁看来，“礼”即是“理”，“礼”是“天理之发见可见”之文，“理”则是作为文的礼之“隐微不可见处”，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故所谓“博文约礼”就是从“理之发见处用功”，“随事学存此天理”。由上可见，王守仁的礼学观具有很强的以“理”释“礼”取向，与其理学观或曰对心学的提倡是一以贯之的。
二
在清代，三礼在经学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在乾嘉时期“家家许（慎）、郑（玄），人人贾（逵）、马（融）”、东汉之学如日中天情况下，郑玄所注三《礼》尤其为人重视。
三礼由于均为郑玄所注，在乾嘉时代更是得到学界的广泛推重：
宋以来说《五经》者，《易》《诗》《春秋》各有门户。惟三《礼》则名物度数，不可辩论以空言，故无大异同。《书》则帝王之大经大法，共闻共见，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义理亦无大异同。
当时学者皆重以《周官》为代表的典章制度之学，如戴震所言：“古圣贤之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周礼》是戴震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