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管理上，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形成了一套符合统治阶级意愿的制度和方法，并逐臻完善。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不像西欧中世纪的统治者那样住在城外，而是住在城里，他们是城市的主宰。
这样，占城市的规划与管理就深深地烙上了阶级压迫的印痕。管理城市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自己，压迫和限制被剥削阶级的行动，这种情况在京城尤为明显。
一、城市的整体规划与设计
对于城市的整体规划与设计，在我国历史上出现得比较早。周族建国以前的城邑，就是在做了整体设计后，才开始营建的。
我国古代之所以注重城市的整体规划与设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城市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之一。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又成为宗教、军事的合一体，因而统治阶级更重视城市建设。
城市规划与设计，无论在保护统治阶级、体现统治阶级的尊严上，还是在维护统治阶级优裕的生活方面，均是城市整体设计的主导思想。
早在周初统治阶级就认识到建城筑邑是“国之大事”。建筑城邑的大小，要以受封者的地位来确定。
城市管理的机构之繁杂、组织之严密，《周礼》记载甚详，所谓“惟王建国城，辩正方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在城市规划与设计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筑城地点。其地点要有足够养活人民的土地和一林，有供人们饮用的清泉。伍子青建城，第一步即“相其阴阳之和……然后营邑立城”。
《管子》认为“凡立国都”，要“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城市的兴盛与否与周围的自然条件息息相关。在交通工具还不太发达的时代，只有处于土质肥沃、物产丰富的地区，城市才能较快地繁荣起来。
在城市规划设计上，还要定水平，“水地以悬，置菜以悬，纸以景”定方位，“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
白天“参诸日中之景”夜间“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周礼·冬官·考工记》卫文公被戎狄战败后，齐桓公率诸候建楚丘而迁卫，他们第一步也是看星位，“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定，是营宿星的星名。
按星宿定方位，然后修宫室，在周围还栽上棒、栗等树木。
由于准备工作好，计划周密，一座城只用了“三旬”的时间便建成了。
士弥牟营建成周，除了上述计划和准备程序外，还计算城垣的长、高、厚、确定护城壕的深度，选择运送土石的场所，预算筑城人数。
这样的准备和计划工作，在今天看来也是少有纸漏的。
《周礼》中对城市大小有一定的制度规定，并有产格的等级限制，如王城方九里，公侯之城方七里侯伯之城方五里，子男之城方三里。对城墙的高度，城门的数目皆有具沐规定。
这种城市等级限制在西周时期是十分严格的。到春秋时代，这种限制逐步被破坏了。很多诸候都城不亚于王城，而有的采邑甚至比侯伯之城大得多。
城市等级制的规定，在一定程度匕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对城市布局也有规定。在筑城设计时，宫室有固定位置，基本上位于城市中央。市场也有具体位置。
《礼记·王制》王宫的墙高、城内道路的规定，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重要内容。《考工记》道路的规定是“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考工记》城市设计的棋盘形格局，这是中华民族古代城市建设的特点之一。
城市道路分为经纬、环、野三个等级。
据有人计算，“经纬涂”九轨约合十饭米宽，“环涂”七轨约十一点五米宽，“野涂”市郊为五轨约合八点五米宽，当时一乍的轨迹大都是一点八米宽，可见道路承较宽敞的。
这种道路网的设计，几乎一直延续到现在。关于房屋修建，管理，限制很严。’“苇屋三分，瓦屋四分，圆窑仓城一分，堂殿·有二分，窦其佘三尺，墙厚三尺，崇三尺。”
限制内容有房屋建筑规格，用料及高度大小，以达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的日的。
二、城市的整体建筑
在整体规划的条件下，城邑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说基本上是一次性完成。因为当时的战争，大都是“争城以战”，夺得了城。
就是夺得了一个营垒，甚至是一个国家。而且，城邑在战争防御上的优势还很强烈。因之，城市的整体建设和大体上一次性完成是十分必要的。
大多数的新建的城邑，是先筑城郭，后修城内，也有少数是先有居民居住而后修筑城郭的。但无论怎样理解，做为一座较大的城市邑，在兴建时大都体现了分阶段一次性修建成的特点。
在筑城劳动中，有监工者。筑城的役人，一边劳动，一边“讴歌”，唱词内容不定，触景生情而唱之。
如“宋国城筑城”，以华元为督办工事的将官华元与郑国战败不久，因而，筑城的劳役者便借此事作为“讴歌”的内容。
唱词是这祥的“晖其目，播其腹……弃甲复来。”
这种“讴歌”好似劳动号子，既可以发泄劳功者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繁重劳役的小满，又可以减少疲劳，齐心协力地千活。
但是，这样的“讴歌”往往遭致监工的打骂。子罕对用讴歌来讥讽他的筑城者即曾“亲执朴，以行筑者”。
有些城的建筑是由军队来完成的，如邵城就是鲁伐娜国之后，由伐料的军队修筑的。
周之城建成之后，所有的人又”归诸侯之戍”。楚的上棘、鲁的城之郭、晋的虎牢等，也都是由军队来建筑的，他们“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管子·问篇》筑城的另一种劳力是役人—农民服役者。
因为用农民，所以对于筑城时，间在表面上有一定规定，即以不妨农事为准。孟秋之月“补城郭”，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
强调“时用民”，《左传·成公八年》“不夺民时，不蔑民功”。
《国语·周语中》使筑城“皆于农隙，以讲事也”。《左传·隐公五年》鲁国修筑防城，“减武仲请侯毕农事，礼也。”
因为只有不误农时，才能征调更多的人力，既有利于工程量浩大的城墙建筑，又可以不致农业歉收无论从考古发现的遗址上，还是从文献记载上看，当时筑城的土方量是非常大的。
以齐都临淄为例城墙全长为一万四千多米，夯土墙若以一卜米高、十米宽这一是偏小的数字计，夯土量低为一百四十万立方米。
若按起土、运土、夯筑一立方米土需要十五个劳动日计，修筑如此巨大的工程，总共需要二千一百多万个劳动日，即使每天有上万个役人参加劳动，也需要儿年的时间。
修筑城市被征调的人，有稚童，也有七旬老安。晋国修筑祀城时，“绛县人或年长矣”，已过七旬“而往之”。
这些“役人”，除了筑城之外，还要修筑宫殿、台榭、园囿等。无偿的劳役终岁不断，在繁重的劳动中，役人往往因过于劳累而得病，或是“黑而弗堪”。
这种劳动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沿续了几千年，后人多有筑城怨，以示对这种残酷劳动的怨恨“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抱柞，重重土坚试行锥，军吏执鞭催作迟。
来时一年深债裹，著尽短衣渴无水，力尽不得休柞声，柞声未尽人皆死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看城下土。”
春秋时代，筑城役人因不堪忍受这沉重的劳役，曾多次发生民变“鲁嘻公十六年，一卜二月城部，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
《左传·嘻公十九年、襄公三十三年》城市的兴起，是建立在被剥削阶级的痛苦之上的。
三、市政管理
市政管理是城市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官吏也比较多。
大体可分为三类、朝命之官司市二人、质人二人、座人二人、泉府四人、司门一人、司关一人、掌节一人及其他官吏、辟除之官青师二十肆专卖一种货物的肆一人，贾师二十肆一人，司献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皆由司市任免、给摇役之官，一青二肆一人。
当时的肆有长。司市总揽市务。办公的地方称思次青师、贾师办公地方称介次各级官吏职权范围比较明确。
如司市—总搅全部行政事务，掌管治教，即“有教有治”划分经营与居住区域，以免崖界错乱无章辩货物，评物价，以防奸商作伪居奇对有些货物，司市可以下禁令禁止出售发放货币规定度量衡，划一物价维持市场秩序等等。
城市市场管理，各国略有不同据秦简《关市律》规定“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铸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资一甲”。
这是一种官府市。有的国家市场管理机构叫市亭，设在市门楼上。市场管理人员有市椽、市吏、司市、青师、肆长等。
城门的闭启一般以旗号指挥，所以亦称“旗亭”。上市卖的货物受到较严格的管制，必须有图章或产地标记。
如出土的印章即有“中市”、“右市”之别，燕国的印有“左市”等名称。市场有市门，一般市关四门，每天中午门才开。
市场交易除定时开放外，交易内容且有等级规定。“大市日员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城市还有为往来于城市之间的商旅建的客舍。质人掌稽市之书契，市之货贿等。
还要管买卖之争，度量物产是否符合规则，是全市售货之官。司门掌管钥匙，开闭城门、市门，检查出入货物。
是主管城门的官吏的一种。骨掌其所治之政。“执鞭度而巡其前”，掌管市场买卖者是否执行法度。
管市场秩序、收税。关于禁货的规定，繁而细。
不准上市的圭璧全璋、宗庙祭器、命服命车、戎器、未熟的果实五谷、不到年限的树木、鱼鳖、禽兽、以及不合质量的用器、兵车、布匹等。
有的规定阻碍了市场上商品交换的发展，如衣服、饮食不准上市等。市场上陈列货物也有一定的序列、分类排列整齐。
从先秦资料看，上市的贷物从粮食、鞋帽到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可谓种类繁多，市场繁荣。
但是王宫祭器等统治阶级所用的东西在市场上很难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