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时对古人有种朦胧的美的想象，影视作品中的他们时常白衣胜雪不染纤尘，就连落魄文人也是一派清高的光风霁月，仿佛他们餐风饮露，仿若谪仙。然而在真实的古代里，地摊文化已在民间延续近千年，这种充斥着烟火气息的生活，才是从古至今不变的百姓的日常。古人尚且如此一体两面，近日地摊的放开，才会火上热搜。
说起地摊，想必会想到儿时走街串巷的叫卖声。沿街叫卖的冰糖葫芦老人，摇着拨浪鼓逗着小孩玩的玩具小商贩。冰天雪地里，时不时能看见商贩推着单车载着笨重的炭火炉子，里头的烤红薯正热腾腾地散发温暖的香气。
旧式的绿皮火车站两旁，迎来送往的符离集烧鸡小摊子，见证了背井离乡工人们的流离悲欢。如果不去刻意回想，恐怕不会发现原来地摊已经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熟悉到忘了早餐的鸡蛋灌饼，也是从天刚亮就支起摊位的摊贩小哥手里接过的。
那么，在重拾地摊经济的时候，我们不禁发问，地摊文化是怎么出现的呢？本文就从历史的视角带您窥探一下中国古代地摊经济的脉络。
一、地摊文化的萌生与兴起
地摊出现的时间已不可考。远在传说年代，就已有“神农作市”“祝融作市”的神话故事流传。当生产力发展至一定阶段，超过了生存所必需之后，自给自足已无法满足普通人生活的需要之时，交易行为自然而然地出现。
即物质上的需求决定了对于商品交换的需要。而当闲余物品出现，又可以为生产主体取得一定收益之时，生产主体也会有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这种需求甚至比等价交换物的出现要更早，不如说，正是商品交换的需求催生了等价交换物的出现。这种良性的需求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更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当然，狭义的地摊顾名思义，指的是在地上铺一块布，摆上商品就可以等人来问价。但广义意义上的地摊还包括了走街串巷的卖货郎，赶集的商人和有着更先进设备的流动摊贩，他们通常会推着小推车，或者在合适的地点摆上一个桌子。作为商这一行当最初等的形式，与今天朴素的行商也无异。
据~年殷墟西区墓地发掘材料来看，早在殷商时期就有酒坊的存在。座墓葬群中，共有座平民墓出土有陶爵陶瓢的酒器，并且还发现了酿酒作坊的遗址。
这说明在当时已经有初步的酿酒作坊和商贩。殷商时代的商人多是初级形态的摆地摊和流动小商贩，并且多是以物易物，运用最广泛的等价交换物多是牛羊米粮。农商不分，谁都可以、或说需要做点小买卖。
到了春秋时期，乱世出英雄，而英雄不问出身。士农工商，渔樵耕读，时有地位低下的甚至奴隶，都凭借智慧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名叫弦高的商贩拯救郑国于危难之中，轻而易举将一场大战化解。
秦穆公带兵千里奔袭袭击郑国。大军于滑国压境之时，遇到一个自称是郑国使者的人，名为弦高。他将随身携带的上等牛皮和12头牛献给秦穆公，作为犒军之用。秦军以为偷袭的消息已经被郑国得知，只好班师回国。这不能说明商贩在春秋时期的身份地位，但能肯定的是在当时，这一职业已经相当普及。
实际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市已经初现雏形。“市井”一词首次在春秋时期出现，也反映了这一点。“市井”的本义是古代城邑中集中买卖货物的场所。源于《初学记》卷二四：“或曰：古者二十亩为井，因井为市，故云也。”
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铁器在生产中的初步运用，生产力大大提高。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也使得市场随之发展。据《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说明了周王畿已有规划好的市集出现。
不仅在周王室，诸侯国中也有市集的出现。《管子·乘马篇》中记载：“方六里为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有市……五聚命之田乡”即一乡之内有五个市场，这不仅说明了市集的出现，更说明了市在当时的繁荣程度。
除了民市，军市也已经出现。《战国策·齐策五》记载了苏秦对齐闵王说“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商君书》中则详细记载了对军市的管理制度，令“商人自给甲兵”，又令军市“不得私输粮食”。
而根据《管子·乘马篇》记载，当时已经有了官商、私商之分。“家知贾（价）之贵贱，日至于市，而不为官贾。”《论语·子张》写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说明当时各种手工业者都在市集陈列所要出售的商品。
正因春秋战国市集的发达，小生产者在其中如鱼得水，才有了我们熟悉的《诗经·卫风·氓》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来聘娶佳人的描写。
有了市的出现，大量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得以将自己的产品售出，底层商贸人员也有了固定的去处。中小商贩有了固定的贩售场所，大商贾也随之出现。至此已经有了商贾之分。商即流动商贩，接近我们现今的摆地摊和挑货郎。
贾则是有了固定商铺的商户们。此外，诸侯割据，各国商品需求稀缺不一，物价不一，这给了跨国商人利益空间。跨国商贩的身影也随处可见。除了上文提到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路也是一名出色的大商贾。春秋时期的商业模式已经初具雏形，为后世奠定了商业基础。
二、地摊经济的发展繁荣
前面我们提到随着商业的萌生和发展，低成本、接地气的“地摊经济”一度成为我们国家商业发展的主力军，以“集”为特征、“市”为目的，“集市”在民间社会相当活跃，到两汉时代自发形成集市制度不仅逐渐在民间完备，还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重视。
由政府划定指定地区，设立由官府管理的市，并对经营种类进行分类，出现了马市、书市、酒市等专业性的市场，“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南市买马头，北市买长鞭”，我们所熟悉的《木兰辞》虽然出现在几百年后的南北朝时期，却也很大程度继承了汉以来确立的市场制度。
这一时期，“地摊经济“不但深入民间市井，甚至也流入了朝堂庙上，比如汉代就有一位汉灵帝，他就对摆地摊十分的痴迷。他在后宫仿照民间市井，划分街市，设立商铺摊位，让宫女嫔妃扮成商贩和客人，将自己平时闲置的物品拿出来贩卖换钱，或卖唱卖艺，耍猴耍杂技。而他自己则扮成客人行走其中，沽酒听曲，偶与商贩讨价还价，或假装争执吵架，好不自在。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政府认识到管理集市的重要性，甚至得到了皇帝的喜爱。但“重农抑商”的思想已经成为两汉的主流，商业和商人不仅在文化思想上地位低下，还要受到政府的限制和重税，尽管如此，地摊与集市却如同不死鸟一样，在民间扎根生息。
到了隋唐，“地摊经济”进一步完善，唐朝花了很大力气在对外贸易上。与外国通商自魏晋南北朝起就已经相当频繁。与胡人互市经商，互通有无，是魏晋南北朝商业的一大特色。发展到唐朝，不仅贸易规模扩大，贸易范围是大大扩张，商人足迹遍布欧亚。
当时，最大规模的地摊与集市，无疑就在当时的唐首都长安了，前日甚是火爆的《长安十二时辰》，就一定程度展现了当时长安集市的繁荣（虽然电视剧总有艺术加工的成分）。
作为当时的全球贸易大都，各色人种齐聚，为了城市的治安和管理上的规范，唐代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城市管理制度，即坊市制，并行宵禁制，即居民区与贸易区的分离。
东西二市商贾云集，商号荟萃。《长安志》中记载“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朱雀门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唐会要》中记载：“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靡三百声而众以散。越官府U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
在这种制度管理下，居民的日常生活自然比较不便。于是大大催生了挑货郎这一职业。《太平广记》中随处可见这些挑货郎的身影，如“齐州有一富家翁，以嗜醋油为业；庐山有卖油者；健康有卖醋人等”。调料、小食、茶酒、炭火，日常生活消费用品，一应俱全。
除了长安、洛阳这样的大都市，在农村中或一些城市的郊区还开始出现定期的集市：草市、墟市。草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大大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为以后小城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也给予了流动小商贩必要的生存空间。
“地摊经济”到了宋朝进入了另一个高潮期。虽然宋偏安一隅，经济发达比起唐朝却不遑多让。
记载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貌的著作《东京梦华录》，就表明两宋宵禁的废弛，坊市制瓦解，城市生活格外繁荣。“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宋的商业活动不但突破了唐以来的市与坊的限制，不止限于固定地点，而且营业时间也不再有限制，出现了夜市。并且商品种类也格外丰富，集衣、食、住、行、娱于一体，俨然有近代“地摊”的模样了。
除了文献诗词中可以反映两宋地摊的繁荣。
著名的画作《清明上河图》更是栩栩如生的反映“地摊”盛况：“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廊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
元明清的地摊文化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根据地域的不同，各种市、镇、集、墟、场等交易领域在中国各地设立开来，不同地域对于集市的名称虽然有所不同，但集市的功能却大致相同，集市成为封建中国时期商品经济的主要集中地。
这些交易的内容不但涉及各种实质的商品，劳力和娱乐等也成为集市交易的重要内容，中介、会计等新兴职业也因此而诞生。另一方面，自城市产生的市集也在农村地区全面开花，乡村市场的数量大量增加，定期的适合人口较少的乡村流动集市也开始流行开来。
三、地摊经济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地摊经济”或者更广义地讲——集市经济，经久不衰，不断发展完善，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几乎同商品经济同时诞生，并一直在人们的市场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地摊经济能够经久不衰的首要原因就是它的灵活和高效，我们无法否认地摊或集或散，经营多样给历代政府的管理和税收带来了各种不便与问题，甚至集市和地摊附近更是偷窃、欺诈等各种治安问题的多发地。
但这种集合衣食住行娱等功能的地摊和集市，补充了正规的商品交易活动，对于丰富中国古代人民的生产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市场的灵活性使得它具有无限的生机与能量；
其次，古代市镇与乡村对商品经济日渐增长的需求是地摊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地摊经济最初诞生发展于城镇。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农村长期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对于商品经济的需求长期不足。
而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人口的增加，对商品交易的需求日益强烈，地摊与集市开始出现在都会、甚至是县城，并随着城市的发展壮大不断繁荣。最终，地摊经济从城镇渗透到了乡村，并改变了整个乡村的经济面貌，可以说地摊经济的发展史正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缩影；
第三，地摊经济发展的深受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各种商品经济活动的发展，地摊经济也不例外。
商人的地位低下，并且往往被可以重税，地摊经济活动在社会得不到重视，甚至受到歧视；但另一方面，这种政策也给地摊经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契机。诚如前面所提到的，地摊经济不全是集市的形式，它可以或集或散，形式多样，难以管理，这使得这种游走于“灰色地带”经济形式，相较于固定的店铺等更加灵活和有利可图；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政权都尝试对“地摊经济”进行一定的管理或规范，这也是地摊经济得以完善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地摊的经营时间、场域和内容进行规范和管理，不但有效的保证了交易的秩序和城镇文明，同时也便利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最终，地摊经济不但没有被各种“官商”取代，反而更加规范和普及。正是地摊经济中的“自由”也即市场和“规范”也即政府两种要素共同努力，使得地摊文化长盛不衰。
今天，当我们重拾“地摊经济”，对历史的回望与思考也一定很有意义。的确，我们在追求城市的整洁之外，应该也要有烟火气的一面吧。
参考文献：
1、(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年版；
2、田银生：《唐宋之际市坊制度的松懈与解体》，载《城市规划汇刊》，年06期；
3、丁长清：《中国古代的市场与贸易》，商务印书馆，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