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联合日报」
□李思 王晓晨
海岱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史前时代，山东就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域之一。
史前时期，山东一直是东夷人的居地和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一区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鲁中山区和胶东丘陵森林茂密，是采集和狩猎的理想之地；鲁西鲁北平原，河湖密布，土壤肥沃,利于耕种；鲁南的沂河、沭河、泗水、汶水沿岸属森林-草原气候，山坡河谷林茂草丰，到处都可作为天然牧地。凡此种种，为最早的人类生存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沂源县旧石器时代的山洞中发现有沂源猿人的骨骼化石，年代距今约有四五十万年，这一发现证实海岱先民存在的历史已极为遥远。从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鲁中泰沂山区应是海岱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后来文明最早发育、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
海岱地区旧石器时代居民基本的经济活动还是采集、狩猎和捕捞。不过，随着智力、生产力和生存能力的提高，先民对狩猎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大型动物遗存呈现减少的趋势，石器也显示出细小化的倾向。经历细石器时代后，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山东地区进入了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
东夷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山东土著居民——东夷族创造的史前文化，历经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创造了完整的史前文化系统。后李文化时期，山东地区已经存在规模可观的聚落，原始居民进入了稳定的定居生活，原始农业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此时社会组织结构仍是母系氏族，所有制形态也应还是氏族所有制，主要生产资料和财产归氏族公有，各家庭基本是生活单位，而非独立的经济单位。至北辛文化时期，陶器造型、烧制技术等都已脱离原始阶段，开始趋向专业化，原始农业进入锄耕阶段。北辛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应当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基本的所有制形态仍是氏族公有制，不存在私有财产。
大汶口文化时期，海岱地区原始社会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分布范围包括今山东全省、河南东部及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北的广大区域。随着社会演进与经济发展，墓葬显示出严重的贫富分化，这种清晰的贫富差距反映了聚落内各个家族相对独立的经济状况。此外，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刻在陶器上的早期文字，被视作文明发生的重大标志之一。专家推测，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可能已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发展出部落王国式的“古国”。这种“古国”应该还保持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氏族部落的特征，但与之前相比，生产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因素迅速成长，财富积累日益增多，社会分层的萌芽已经出现，原始的礼制也在发生变化。自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山东地区向新型社会过渡的进程明显加快。
史前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年代大约距今至年。史书记载，太昊（伏羲氏）曾居鲁；炎帝“初都陈，又徙鲁”；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又有“黄帝生于寿丘”之说；颛顼以穷桑为始都之地；虞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据学界考证，上述地名多属山东之地。五帝时代，各个部族之间的多元流动与交汇是伴随着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部落战争而实现的。相传，炎、黄阪泉之战后，黄帝族借助东夷势力的联盟向南方发展，一步步推进到江汉流域，建立起地域更为广阔的部落联盟。
原始城邦的出现既是部落战争的产物，也是文明的重大标志之一。龙山时代是我国城址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显现了文明的曙光。山东章丘城子崖所发现的古城遗址距今已有年以上的历史，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发展水平。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的城邦国家已经形成社会分层系统，社会生产发生地方性的分化。与部落相较，城邦已成为经济、社会和宗教等活动的中心。同时，精致的黑陶礼器与常见的祭祀遗迹、小型铜件或炼铜遗迹以及丁公陶文的发现，都表明龙山文化孕育出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在海岱地区，自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以来逐步形成的东夷文化共同体，到龙山文化时期进一步趋向整合与强化，是早期华夏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
夏商时期的山东地区文化
夏王朝由史前中原地区部落联盟蜕变而来，融合了各个区域的文化因素。在这一文化融合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仍是黄河中下游流域长期并立的东夷文化与西夏文化，夏文化发展进程中，也深受传统东夷文化的影响。《国语·鲁语下》载，五帝时代末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这表明此时的部落联盟首领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权力，部落联盟也初步具备了奴隶制国家的某些特征。同时，这一事件可能是夷夏联盟走向破裂、动乱频仍的导火索。夷夏交争后，由部落联盟蜕变而来的夏王朝把众多城邦式或非城邦式的“古国”变为名副其实的方国，旧式的集群关系逐渐被王朝与方国、方国与方国直接的关系所取代。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后芬三年，九夷来御”，“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夷”，说明此时“九夷”均已承认夏王朝，夷夏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夏桀继位后，夷夏关系再次破裂，而此时夏王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商族和商王朝而言，我们将商王朝建立之前的时期称为先商时期，将商汤灭夏至商纣灭亡的时期称为商王朝时期。作为夏王朝的一个部族，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东夷族的旁支，商出于夷也是传统史学的主流观点。从出土的甲骨卜辞来看，帝喾是殷王世系中最早的商先祖，同时又是东夷始祖少昊之孙，以帝喾为纽带，夷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商人始祖为契，相传契无父而生，说明此时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自契以后，传承世系井然，实现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此后，《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在相土时期，商人开拓了大片领土，商族社会已进入部落联盟组织的最高阶段，即军事民主制时期。经过几代商王的扩张和征伐，商族获得了大批财富和奴隶，羽翼丰满，“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推翻夏王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
商王朝的建立打开了华夏融合的新格局。商王是商朝的最高统治者，是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垄断商王朝的军权和祭祀等一切大权，商朝社会也已经分裂为贵族奴隶主阶级和广大受剥削压榨的被统治阶级。商王朝统治初期，其中心区域西起黄河，东至潍水，北抵济水，南达淮河流域，大致仍是传统东夷文化区的中心地带。后来统治区域不断扩大，盘庚迁殷后，其王畿地区移至今河南境内。根据目前山东发现的商代遗址，考古学者认为在商代中期，典型商文化的影响才到达泰山周围区域，至商代晚期逐步扩展到山东半岛各地。从考古资料来看，商文化与夷文化的融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华夏文化阶段的商文化是东西文化混合的结果，直到商文化的鼎盛时期，仍带有鲜明的东方特点，一些建筑形制、器物组合、墓葬风俗等方面仍可看出大汶口至龙山文化的印记。
周朝齐鲁文化的形成与繁荣
山东常被称“齐鲁”，而齐鲁文化其实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合称，两种文化有同有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诸侯，将姜太公（据传为“东海上人”，即今山东日照人）封于齐地营丘，将弟弟周公旦分封至鲁国。姜太公在齐地“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思想解放、方针务实，尊重了山东土著居民东夷人迥异于中原地区的性格特征和风俗习惯。而在建国之初就被周王朝赐予了最丰富的文化资源的鲁国，担负着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责任，实行了“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周礼尽在鲁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在这样的氛围中诞生。《说文解字·羊部》云：“夷俗仁，……有君子、不死之国。”“仁”是东夷人的本性，东夷文化的精神本质。孔子最深刻最有价值的创造，是他引仁入礼，把东夷人文化精神中最本质的“仁”同三代文化、特别是周代文化中最基本的礼，结合起来，建立了以仁为核心内容，以礼为规范形式的仁学思想体系。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构成了中国古代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至今仍是华夏儿女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追求。孟子全面系统地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又有很大的发挥和发展，宣扬“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思想，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儒学在后世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得以凝聚的文化之根，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且超出了区域和民族，走出了国界，远播东亚，形成了东方儒家文化圈。
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是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的经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富民强国的治国理论及其思想，是姜太公开放式的发展经济的建国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他在齐国贯彻了开放务实的治国方针，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管子》中说道：“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认为老百姓富了，这个国家才能够强大起来，社会才能稳定；而让民众安居乐业，是争霸天下的重要基础。《战国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临淄可以说是当时最富足强盛的国都。齐长城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前后耗时余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是齐地国力财力的有力实证。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带着帮助周天子匡扶天下的雄心和使命，逐步成就了号令诸侯雄霸天下的伟业，位居春秋五霸之首。
战国时代，齐国成为战国七雄，广聚诸子百家的稷下学宫逐渐兴盛，规模最大时达千余人，是多年前整个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当时兴起的“士”阶层以浓郁的家国情怀和时代责任感、使命感，思索、探寻济世良方，他们游说各国、以干世主，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学宫至齐宣王时期达到鼎盛，云集了战国所有知名的学派，以优厚的待遇、宽松的环境，邀请诸子百家至齐广开议论、出谋划策，发展成为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一时间天下学术皆出“稷下”，众多对后来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说，在这里孕育、发表、传播。各种观点在尖锐对立的自由辩论中逐步成长，其中既有当时即被尊为显学的儒家、墨家，也有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实用学派，还有阴阳五行、黄老之术等新兴学派。孟子、荀子都曾在学宫里讲学，荀子曾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即校长），他批判地接受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思想和理论，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是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齐国人邹衍所创立的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中国人世界观和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秦汉时被上升到政治层面，成为支持“君权神授”学说的理论框架。稷下学宫论辩中产生的思想火花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淹没，黄老之学、阴阳五行学、儒家学派先后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其影响绵延千年至今。
作为兵学的发源地，山东有着深厚的军事历史和文化渊源，齐国在开国之初，姜太公就被周王室赋予了征伐其他国家的特权。在尚武的社会风气影响下，齐国盛行刀币，也诞生了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孙武。他在理论和实践中将兵家的思想提升到极高的水平，其所著的《孙子兵法》从作战到治军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意义，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后来的历史，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军事学领域。指挥了战国时著名的马陵之战的军事家孙膑，留下了军事著作《孙膑兵法》，而东汉以来，《孙膑兵法》失传上千年，直到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才揭开了千年历史迷雾。
春秋战国时，山东地区的科技也高度发展。临淄齐故城所揭露出的先进城市排水系统令人叹为观止，齐国国力之强盛、经济之富庶可见一斑。墨子是当时科技文明的最大贡献者和集大成者，他依靠科技智慧和工匠技能“止楚伐宋”、制止战争，用行动贯彻“兼爱”“非攻”，反对不义战争的墨家思想。鲁国人公输班留下了大量卓越的发明和神奇的传说，鲁班成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代表。天文学方面，齐人甘德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著作之一。
从史前至战国时代，山东地区不同的文化因子不断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注重传承、尊重传统，又兼容并包、开放务实的地域文化特质。公元前年，秦昭王约齐湣王共同称帝，齐为东帝，秦为西帝。秦统一全国后，终结了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起来，而海岱与齐鲁的精神内涵成为华夏民族的内在支撑，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在中国历史脉络之中流淌，绵延而不绝。
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其中包含《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
齐长城示意图
大汶口文化的大口尊和刻划符号
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
齐故城遗址的排水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