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没事别拿老夫吓唬小孩。孔子是个信念极强的人，因此才尽管苦哈哈，但仍然坚持发扬他的主张。周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多，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如果就此蔓延下去，不仅周王没了，天下不知要发生多少变乱，于是诸子百家就出现了，他们试图发明一种大家通用的语言，来组建新的秩序，阻止混乱的发生。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意识到最大的问题是：人心不古，这个人心不古就是大家不再按照周朝初期的秩序行事，因此才编纂各种书籍，汇总周朝文化的精髓，提醒大家只有回到周朝初期的“礼制”才能恢复败坏的社会秩序。因此，孔子首先是他之前思想的集大成者，然后才是开拓者和实践者。孔子的思想很好，但当时可不可以用呢？回答是，不可以，用后代时髦的话说，就是：时不利兮骓不逝。当然孔子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在做一件超越死亡的事，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的观点会永远被大家所用，但自己能做一点是一点。子曰，有话好好说，没事别生气。首先，周天子不会用，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的秩序是走向分裂的，这个过程不可逆，如果周天子像汉武帝一样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也就没有流派存在的土壤了，那周天子就不是周天子了，恢复周礼有什么用呢？周礼是一种在人烟稀少时代的默契（和美国开国时人口一样稀少），上恩下报，远古时期也没有行政成本，靠的基本就是你情我愿，彼此默契，而不是强制约束，这就是周礼的本质。其次，鲁国周围的小国不会用，为什么？因为这些小国朝不保夕，心里想的都是明天能不能活下来的问题，自己总不能用周礼去约束那些大诸侯吧，约束也最多只能是自己的老婆孩子。再次，大诸侯不会用，孔子时，齐桓公时代已经谢幕，正是晋国称雄的时期，而晋国实际上正在酝酿一种新的思想：法家，传说孔子曾试图去晋国传播自己的理念，但车到太行山时，因为听说人见人爱的窦大夫因为宫廷争持死了，就失望地回去了。此时身为强国，有发言权的晋国，其逻辑自然是希望拳头大的是老大，对于新秩序暂时还没有兴趣和需要。自己兴高采烈去了，说不定被扣为人质，连书也没得写了，所以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从时间上来说，最早可能使用儒学思想的是秦国，但法家是统一最好的发动机，而儒学只能捣捣乱，弄不好还被始皇帝坑了。尽管几个儒生坐在一起吃饭时看上去风度翩翩、温柔可亲、礼貌恭让，而其他学派的人坐在一起吃饭时怎么看都像白眼狼，可美貌的外表有什么用。不过虽然法家比儒家先实现了改造社会的理想，但幸运的是儒家产生的比法家早，如果次序颠倒，后来也就没儒家什么事了。孔子时周朝的这个分裂重组过程才刚刚开始，周朝不可能发生可逆化学变化，去中断各国的鬼胎，重新建立一种秩序。因此，各诸侯国就各怀鬼胎，一直走向几百年后的战国七雄，和秦始皇统一。后来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此时以及以后的儒术，实际上是和法家杂糅的一种东西，未必是孔子希望看到的，尽管它非常有效。在孔子眼里，儒家是提倡一种稳定的秩序，但后代人眼里的儒家，则是获取最大利益的工具，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差别。孔子活着的时候希望千百年后大家子孙满堂，和平友爱，但后人眼里的孔子，是来到庙里烧香磕头，让其保佑自己高考成功做大官、发大财。在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兴起一个新的阶层，叫儒家，它是一个践行儒学理想的群体，我们知道的三国时诸葛亮、关羽……是其中的代表，而之后魏晋时仍然有一大批儒家人物闪耀，然而到唐“安史之乱”之后，这个阶层逐渐淡出，表现在藩镇的兴起，又开始了谁拳头大谁是老大的循环。当然，到宋明时期，理学盛行之时，人们认识到秩序的框架已经太没用了，人最可怕的是内心，表面上的温、良、恭、俭、让，但换个对象依然可以温、良、恭、俭、让，今天对宋朝天子磕头，明天元天子来了也是照例磕头，此时，部分知识分子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可怕，因此开始控制内心的尝试，当然，这就离孔子组建新秩序的儒家初衷更远了。发展到顶点时就是对女性的戕害。那么为什么差距会越来越大呢？因为孔子希望回到周初的淳朴无害，而后人是希望自己利用儒学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离淳朴无害的本意就越来越远了，人们变得狡而不贵，富而不贵，从气质上完全堕落了。而儒家，随着南宋步入尘埃，它代表一个理想阶层（士）也就消亡了，只剩下儒教（教条），这意味着没有人实现其理想（或者有也是零星的个体），只有人循规蹈矩其教条，因此，南宋是儒家鼎盛和灭亡的时期。我们现在看孔子和他的学生们苦哈哈，但实际上春秋时期只要是践行自己理想的人，基本上都苦哈哈，因为他们太超前，他们的时代跟不上他们的思想，比如践行法家思想的那些人，有几个过得好的，有几个不是抛头颅洒热血。剩下的各个学派，看上去有滋有味，那是因为他们到头来只是学派，没有去实践而已。孔子现在的最大的价值，是在秩序混乱的时代，仍然有人出来鼓与呼，大家要通过对话和秩序解决问题，因此，孔子是反战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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