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审时度势、玩弄权术，可谓古今一大奇观，但真要让他治理天下，他就形同梦游，一味树立自己的威权，照搬儒经。王莽和他之前以及身后的很多儒生一样，能够看到政治的问题出在何处，却缺乏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再加上独掌天下带来的权力的极度膨胀，往往做出愚蠢举动。
王莽一生崇尚儒学，在儒学大兴的时代背景下，他的尊儒尚学给他带来了很高的社会声望，同时也让他积累了政治资本。王莽还是安汉公的时候，就建议兴建传说中西周时的明堂、辟雍、灵台等建筑，为学者修建房舍一万多间，规模空前。
王莽让太学增设《乐经》课程，增加相应的博士名额，使儒家的每一种元典都各有五人讲授，从全国征召精通各种儒学的儒生，收藏有散佚的各种儒家经书，广泛招揽有才能的人向朝廷提出建议。王莽尊儒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董仲舒以来儒学的神学化倾向进一步加以发挥，特别重视宣扬符命。
董仲舒时，提出天人感应，将自然现象和社会政治得失联系到一起，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儒生喜欢用灾异符瑞来附会政治，借鬼神意志来发表对政治的看法。这种做法可以让自己的意见代表神意，既增加了说服力，又可以降低自己的责任，夏侯胜和京房都是代表人物。
帝王未必对儒生的这类建议都接受，但都乐于让儒生们用符命来证明自己的统治地位，帮助自己树立受命于天的形象。特别是像刘询这样起自民间、并非通过正常继承方式继位的皇帝，更需要用符命之说来论证自己的统治合法性。王莽出自外戚，自然也需要通过非正常的手段坐上皇帝宝座，因此特别重视用符命之说来为自己上台造势。
除了让少数民族进献白雄之外，王莽代汉之前，还制造了其他的大量符命。王莽代汉前夕，就命广饶侯刘京等人大造符命，借天意提议“摄皇帝当即真”。有个叫哀章的儒生，做了个铜匮和两张封书题签，一张题签上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一张题签上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
哀章在书中说王莽应当为真天子，王政君应当按天意行事，又在书中把王莽的亲信也进去，说他们是上天降下辅助王莽的人，顺便也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里面。王莽得知这一消息，赶紧跑到高庙拜受金匮正式称帝，而制作金匮的哀章则被封为国将、美新公。
王莽即位后，又命五威将王奇等12人在全国颁布《符命》42篇，其中德祥类5篇，符命类25篇，福应类12篇。德祥类是讲汉文帝、汉宣帝在位时期在成纪县、新都县曾出现了黄龙，高祖考王伯墓门的梓木柱子上长出枝叶一类的符命等。
符命类讲武功县井石、高帝庙金匮一类的事情。福应类讲母鸡变成公鸡一类的事。这些文章都依托儒家经义写成，写作风格也模仿儒家经文，其思想主旨只有一个，就是说上天要王莽代替汉朝统治天下。王莽大肆传扬符命，又给制作金匮的哀章加官进爵，天下人纷纷假造符命以求晋身，以至没有做过符命的人见面会彼此开玩笑说：“难道就只有你没得到上天的符命么？”
王莽和他的亲信对这些应接不暇的符命也越来越反感，最后只能以混淆天意为由，让尚书大夫赵并去检查处理符命，对王莽任命的五威将帅以外的人制作符命，全被关进监狱。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己任，但直到王莽执政，才实现了孔子的“理想”。王莽的诸多政治举措，都附会儒经，比起元帝刘奭的纯任儒教，更加教条化，再加上王莽专权后的自我膨胀，往往做出一些愚蠢的举动。王莽俨然把自己当成全天下的主宰，不仅改变境内的行政区划，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动起了改制念头。
王莽在代汉之前，就收买四方的少数民族，等到他最后收买了西边的羌人之后，就比照《尧典》中的天下十二州之说，更改当时的行政区划，硬是将他臆想中的十二州搬到了现实中。之后又增设五十条法令，严厉镇压不聚从他统治的人，将违犯的人流放到他新设的西海郡去，导致被流放到羌地的人道路不绝。
他建立新朝之后，又效仿西周时周公和召公共和执政之制，将京师附近的地方以陕县为界分开，设立左伯和右伯两个地方长官分别治理。这些托古改制还不算什么，王莽又设立了五威将的职位，让他们做天市的使者，坐着由六匹马拉的、以天象图纹做装饰的车子，背插锦鸡的羽毛，用尽各种威武奇特的装饰。每一将各辖左师、右地、前帅、后帅和中帅。共五帅。
王莽让五威将帅不仅管理自己的国土，还要去管理境外的少数民族。《春秋》有“攘夷”之义，贬低不能汉化的少数民族。王莽此时真把自己当成的上天委派的人间统治者，对周边的“蛮夷”极度鄙视，让五威将帅到处挑衅。五威将帅把西域的王全都降为侯，大失人心。又把南方的句町王贬为侯，句町王邯拒不接受，王莽就派人将他诱杀，导致邯的弟弟起兵反抗。
北方的匈奴单于囊知牙斯没有受封为王，保持着单于封号，王莽命五威将帅收回他的印信，给了他一个新的，将上面的字从“匈奴单于玺”变成了“新匈奴单于章”字，这等于把单于的封号降了一个等级，使之同单于帐下诸王同级。匈奴单于自然大为光火，想要回原来的印信，结果王莽的使者干脆砸毁了原来的印信。
后来匈奴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又起兵侵扰中原，破坏了原先的汉匈和平。王莽的这一系列改制，无非是为了显示自己天下共主的地位，要以礼制管制四方。王莽的改制，在境内闹闹也就算了，可他却要通过欺负周边少数民族来显示自己的权威，无事生非地挑起了无休止的边境危机。
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挑衅，其实也不足以导致新朝短期覆亡，王莽的改制最失人心之处，莫过于他为了解决社会、经济危机而实行的复古改制。当时天下对王莽寄予了很高的政治期望，但王莽非但不能致太平，反而因为改制加剧了社会、经济危机。
王莽认识到土地兼并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于是按照儒经描述的古代制度进行改革。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下诏实行田制，要恢复西周时的井田制。西周盛行井田制，名义上把大部分土地占为国有，据说要将每九百亩土地用道路和渠道划分为九块，使之形成“井”字状，每块土地一百亩，八家一起耕种中间的一百亩公田，耕完公田再耕每家各自的一百亩私田。
王莽认为秦汉时期井田制被破坏，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富者不仁，贫者生奸，于是实行王田制：将田地都收归国有，称为“王田”，奴婢改称“私属”，禁止土地和人口买卖。限定占田的亩数，将地主超过限制的田地分给邻里乡党。王莽希望能重新分配士地，抑制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但当时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已经尾大难掉，王莽迫于压力，不得不在几年后下诏重新允许土地和人口的买卖。
王莽的西周井田梦就此破灭了。后来王莽又想照搬西周的分封制，以此进行土地改革。王莽认为西周有两个都城，新朝也应当如此，于是把洛阳作为新朝的首都，把长安作为新朝的西都。将两个都城和它们的周围地区划出公卿和封爵者的封地。分州按《禹贡》中国九州说分为九州，封爵按照周朝的制度分为五等。
诸侯的名额定为名，诸侯下再有附城。公爵的封地叫作一同，有居民1万户、土地里。侯爵和伯爵的封地叫作一国，有居民5千户、土地70里。子爵和男爵的封地叫作一则，有居民户、土地50里。附城中最大的封地为九成，有居民户、土地30里。
从九成以下，每降低一等减少两成，最后减少到一成为止。五个不同等级的附城的总封地面积，相当于一个子爵、男爵的封地面积。当时已受封的，有公爵14人，侯爵93人，伯爵21人，子爵人，男爵人，共人。附城人，再加上其他封爵者，数以千计。
王莽让官员编定诸侯的封地地址和封户户籍，地图和户籍还没编定好的受爵者，就先在京城每月领取几千钱的俸禄聊以为生。由于按西周制度编定地图和户籍工程浩大，导致诸侯滞留京师，生活困难，以至出现有诸侯被迫去给人打工度日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