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残酷而多变的存在。然而，在中国上古时期，春秋之前的战争中，以下战书为代表的战争礼仪，却是被所有诸侯国所认同的。
这种礼仪强调的是，通过宣战来确保双方的准备和意愿，从而避免不必要的人命伤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战争礼仪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直接和残酷的战争方式。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古老的战争礼仪中，看到人类对于和平和理性的追求。
在孟子的《尽心下》中，他指出“春秋无义战”，意味着他认为春秋时期的战争缺乏正义性。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孟子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一种对战争的政治观点。
在这种理想的社会环境中，一切政令应由天子制定，包括礼乐和军事行动等政治活动。根据《周礼》的规定，发动战争不仅需要遵从天子的旨意，还必须遵循相应的规则和礼仪。
其实，关于战争的观念分歧源于春秋以前和现在的战争概念并不相同。周公在制定周礼时，强调天地人三者的关系，追求的是对天地秩序的维护和遵循。
那时的战争目的并非攻城略地，而是要让不守秩序的诸侯国重新回归到周礼的秩序中来。在战争开始前，会下战书告知对方开战的原因，地点、时间、兵力和将帅等重要信息也都会公开。
战书的措辞必须谦虚恭敬，符合礼仪规范。战争必须按照规则进行，不能有偷袭或耍奸诈的行为，交战双方必须信息公开，兵力对等。
周礼认为战争更像一场公正的竞技比赛，旨在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胜利一方开出的条件。收到战书的一方会举办正式的宴会接待使者，使者则以客人的身份做出符合礼节的答谢。
周礼规定的礼仪几乎涵盖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目的是培养统治阶级的贵族精神，即使是作战双方，也要互相尊重、待之以礼。
这种修养可以看作是儒家推崇的君子之德，也可以看作是源自周礼文化造就的贵族精神的一脉传承。
战书的仪式和内容都体现了战争礼仪的重要性，其中战书约定开战时间和地点的细节，既彰显了战争礼仪的尊重，也考虑了社会资源和人口数量的保护。
战争在当时被视为政治的延续，如果政治手段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就使用战争手段。只要达到以武力迫使对方屈服，达成己方条件的目标，就是战争的胜利。
周礼规定的战争制度在战争前公开了双方的兵力和将帅信息，看似匪夷所思，实则遵循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约定好的地点列好阵势后，双方先要举行祭祀仪式，向天子禀明战争原因并表示同意开战，双方会按照规则进行战争并接受结果。
这样的战争过程，除了西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外，恐怕在中国历史上再难找到第二个。在交战过程中，双方派出战车、将军和士兵进行对阵，几个回合后，大战开始。
无论胜负，双方都要撤兵回国，不允许将战争扩大化。最后，还需要将战争的过程形成文字，呈报给周天子。
在春秋以前的战争中，贵族精神的光芒闪耀在礼仪规则的每一步。相比后世以利益为目的的战争，那些旨在捍卫贵族荣耀的战争显得更加重要。
受到长期礼教的培养和约束，贵族之间的战争往往并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而是注重分出胜负后，失败的一方接受胜利一方的条件。
这种战争礼仪的存在，使得春秋时期充满了贵族的气息。然而，随着周王朝的衰落，分封诸侯的控制力逐渐丧失，奴隶制政权的统治陷入了危机。
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贵族军士已经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庶人阶层开始参战，并逐渐成为了战场上的主力。
随着诸侯争霸的加剧，兵家思想在战乱中崛起，而战争礼仪却已被遗忘。总之，虽然战争礼仪在春秋时期显得尤为重要，但在诸侯争霸的背景下，它逐渐被兵家思想所取代，贵族精神的光芒也逐渐消退。
在新的战争格局下，战书已经不再仅仅是礼仪的象征，它更多的成为了战争双方宣传策略和精神恐吓的工具。孟老夫子对战争的感慨，“春秋无义战”，宋襄公的泓水之战因为坚守战争礼仪而成为人们的笑柄。
回望历史，我们对于那个连战争也要讲究礼仪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看法。而战争礼仪虽然已被时代淘汰，但贵族精神却像历史天空中的恒星，以它的引力把中华民族的美德凝聚在一起，历经千年始终散发着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