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年生于上海，后随父母迁居北京。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年5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年11月赴美留学，年以《论名称》一文获博士学位，其后赴欧洲工作一年，年5月回国，重返北大任教。年转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身教授、紫江学者。年1月，陈嘉映转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任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特聘教授。
学术工作主要是解读文本。为了强调，可以说，学术工作主要是依靠某种技术来解读文本，不过，按照我的“解读”和“文本”的理解，“依靠某种技术”这个短语是重复的。 什么是文本呢？在我看，狭义的、典型的文本是文著，特别是哲学文著。社会组织、仪式、历史遗迹等等也是文本。远古的艺术作品也可以是文本。〔text在西文中的意义偏转，其中文译名的转变，不同的中文译名如“文字”、“课文”、“本文”、“文本”是些取向差别很大的概念，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话题。〕 物质自然事件不是文本。与此相应，实证科学不是学术。构成文本的是那些本身带有思想性的、反思性的东西，本身就是心灵的一种表达。 我们平常的交谈、报纸上的文章、艺术作品，一般都不是文本。文本是那些需要解读的东西，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某种技术才能读懂的东西。我可以把文本比作外语，或古文，我直接读不懂，或不大读得懂，需要翻译过来。学术工作就像翻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的两个特点，一是时空的间隔，报纸上的文章不是典型的文本，论语和周礼是。二是缺少直观，东非的史前雕塑虽然可以作为文本来解读，但与文著相比，就不是典型的文本，因为我们无需任何技术就有直观上的理解。不消说，能够直接读懂和不能直接读懂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但两者大致有别。 神话、仪式等等，对于人类学家，是最重要的文本，对于生活在那个神话传统之中，认真奉行那些仪式的人民来说则不是文本。 解读文本需要技术，是件麻烦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去解读文本？聊聊天，读读报纸，看看电视剧，不也挺好的吗？有人问一个登山家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回答说：因为它在那儿。文本在那儿，有一个遥远的生活世界凝固在里面。重新展开那个生活世界，以使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有所参照，是一项诱人的事业。没有诸多世界的互相参照，现实会是相当狭窄的。
简单说，解读诗三百，解读周礼，解读神话，给我们带来了想像力，扩大了生活空间。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通过解读明清之际的典籍诗文，向我们重新展开了一个生活世界。和初民的生活形态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近两三千年的所谓开化时代或文明时代，一个特征就是解读文本，人们在诸多世界的互相参照中理解现实。
从事学术的本意是要通过解读文本让凝练在文本中的生活形态和思想重获生机。但既然解读文本需要技术，对解读技术的研究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项事业。从前的小学是这类工作的典型。
实证研究、实证科学的理论工作、艺术创作、写一本哲学著作，这些都需要技术。信手涂画也可以是艺术活动，但画出来的一般不是作品。三思而后言、口才敏捷、能歌善舞，都不产生作品，它们是直接生活的一部分。作品一般是指借助某种技术产生出来的果实。作品包含技术，因此创造作品和学术工作有共通之处。在相似的意义上，实证科学的理论建设工作可视作广义的学术工作。
不过，创造作品的技术不同于解读的技术，建筑师需要大量的技术才能设计出一座大厦，但我们无需学习技术就能欣赏它、品评它。古典艺术家都是技术巨匠，但古典作品多半不需要解读的技术。我们应当在原则上区分创造作品所需要的技术和解读文本所需要的技术。好的小说作家多半不是个学术专家，他依赖于对人生的观察、思考、探究，同时掌握写作的技巧。创造作品的技术不叫学术，而叫艺术。
重要文本本身多半不是学术工作的结果，诗三百、庄子、前赤壁赋、人权宣言。各种类型的作品和解读文本的关系有的紧密些有的松散些。很少见哪一本哲学著作和解读前人的文本没什么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哲学的核心部分不能完全用自然语言来表达，而要借助哲学史上的概念。哲学史上的概念又不同于实证科学的技术性概念，前者的意义是由其历史承传规定的，后者的意义则依赖于实证检验。〕
但各个哲学家和解读文本的关系也不一样，例如海德格尔和伽达默更多借助于解读文本，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就不是。 与此相应，哲学文著的文本性一般比艺术作品的文本性强。但是，从创造者的本意看，他都是在创造作品，而不是创造文本。哪怕他锁定的受众只是一个小圈子，他也是要在这个小圈子里争取直接的理解，激起直接的对话。从听众一方面来说，深刻的阅读习惯、广泛的教养等等都有助于他理解作品，但他却不需要作很多技术上的准备。 但现在的风尚是把当代作品也视作文本。这也许是对作品本性的扭曲，也许是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某种深刻转变。究竟怎样理解这种转变，有待高人指点。但有一点看来是明显的，那就是现在的学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这种转变。学术是文学院的raisond’etre，〔创作不一定需要学院学习，只是在学术有益于创作的程度和案例中创作者进学院才是有益的，〕只有把作品视作文本，教授才获得理解作品的权威性。按传统的艺术作品的标准来看，同时代的艺术、诗歌、电影，交织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没有文本性质，不需要特别的技术就能读懂它们。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好作品仍是这样，而一些新锐文学艺术评论家则极端过度地夸张了它们的文本性质。
据我看，这是当代伪学术的一个来源，也是伪学术为害最烈的领域之一。本来我们可以在一个远为平实也远为有趣的界面上来参与艺术作品的讨论，使艺术作品和生活结合得紧密得多，但如果不把关于作品的讨论弄得很学术化，怎么对得起教授的头衔，怎么对得起庄严的大学课堂呢？仿佛无论你怎样真诚地感受认真地思索，只要没有他们的那套学术训练，你就听不懂一个曲子，看不懂一部电影，只揆诸常情常理，就不配参与艺术和思想的讨论。
也许，当代作品原不该放在学院里研究，倒不是因为它们不够重要，还不够学院研究的资格，而是因为教授们并不是这些作品的优选受众。即使由于种种复杂的缘由不得不把这些作品也视作学院功课，我们也应明了它们不是典型的文本，避免用划一的“学术标准”来控制研读探讨。 大概和把作品当作文本来解读的风尚相应，当代艺术家中也出现一种风尚，那就是把作品当作文本来制作，就是说，在产生作品的时候，就把它弄得不能直接被理解、被读懂，而需要某种技术才能解读。艺术家似乎不是在为他的朋友创作，而是在为艺术史创作。这一转变的深层机制我不甚了然，但直接的感觉是，艺术创作的文本化是很可悲的。
陈嘉映老师曾说：“我们的一切品质、一切愿望都在于从事情本身中获取意义。”
现代人忙于追求物质的富足，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因此而忽视了内在的省察与哲思，失去对人类常识经验的关怀，那么追求物质生活这件事就会黯然失色。正如王尔德所说：“哪怕身处阴沟，也要仰望星空。”
为此，诚荐“陈嘉映签名作品集”（含签名版），陈嘉映被称作“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他的思想与声音都融汇在这四本著作之中。《何为良好生活》提出“我该怎么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更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
《哲学·科学·常识》是对历史上人类求知历程的回顾，也是对人之本、知识之本的追问，更是陈嘉映站在人类认知发展前端的一次回望。回到我们探求真理的本意：我们究竟是要探索未知的领域，拓展人类认识的边界？还是要理解日常的世界，在纷繁的人世间消解困惑，更好地生活？
《走出唯一真理观》告诉我们，世间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
《说理》告诉我们哲学通过说理达乎道，这让哲学与艺术、宗教等精神领域区分开来。说理并非只是展示逻辑的强制力了事，说理需要与向之说者的自我连起来。深刻的道理要透达人心。而在没有绝对标准的世界中寻求贯通之理，辨别虚幻与真实，对于思想者来说，还是一件刚开始学习的课业。
陈嘉映曾说，哲学，尤其是今天的哲学，不是宣教式的，不是上智向下愚宣教。我们之所求，首先不是让别人明白，而是求自己明白。
他认真思考，认真表述这些思考，召唤爱思考的人来一道思考。更希望可以和更多的书友一起来思考，诚实的思考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陈嘉映老师亲笔签名版，数量有限，识别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