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瞍蒙与《诗》的口耳相传
《诗》与礼乐文化融为一体，也是因礼乐文化需要而结集整理的，它的收集、整理和流传“本是周代社会生活及其礼乐制度的产物”（洪湛侯《诗经学史》）。《汉书·艺文志》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成了君主体察舆情、了解民意、考量政治得失的重要途径。《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行人即采诗官，振动木铎的作用在于宣传政令，同时也进行采风，记录民间歌谣。他们通过“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的政治途径，使《诗》成为沟通君主与百姓生活的桥梁，行人也因此成了《诗》早期传播的关键人物。
搜集到的诗要让太师配乐，便于传唱。诗之乐教通过太师与瞽蒙来完成，太师的职责是指导瞽蒙学习并表演“六诗”，瞽蒙的职责则是“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太师”（《周礼·春官》），即负责在仪式上歌诗、诵诗和奏诗。瞽蒙成了实际上《诗》的传人，他们的传唱成为当时《诗》学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国语·周语》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瞍赋”“蒙诵”中的“瞍”“蒙”都是盲人，他们善于审音，敏于记诵，口耳相传的传《诗》方式使得《诗》礼文化得以绵延发展，在《诗》的保存、传播、传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典礼性用诗与《诗》的礼乐传播
君王通过采诗、献诗等形式搜集到的诗作多为各种典礼仪式所用，乐以《诗》为章，通过“朝正于王”的神圣仪式，把采集到的《诗》通过一定的仪式向各诸侯国传播，仪式记诵因此成为典礼性用诗的重要传播方式。如《礼记·乡饮酒义》曰：“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一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荀子·乐论》亦有相似记载。“升歌三终”即“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三终”即“奏《南陔》《白华》《华黍》”；“间歌三终”则是“堂上人先歌《鱼丽》，则堂下笙《由庚》”，又“堂上歌《南有嘉鱼》，则堂下笙《崇丘》”，又“堂上歌《南山有台》，则堂下笙《由仪》”。这时的《诗》以“乐歌”形式呈现，在祭祀、宴飨等仪式上发挥重要作用，更多地凸显其礼仪形态，是丰富礼乐内涵和典礼性必备的重要环节。
典礼性用诗有着严格的典制，其用诗方式包括“歌诗”“笙诗”“奏诗”等，诗乐有机结合便成了礼乐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了音乐语言的表现力，体现了严格的“礼”的规则与等级分殊。典礼性用诗中，“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诗》的传播以“礼”为核心，围绕“礼”而不断延伸和发展，这时的《诗》更为突出“乐”的礼仪性功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学意识。但是，无论“瞍赋”“蒙诵”还是典礼性用诗，其传播主要集中于庙堂之上，因传播方式、传播渠道的制约，流布的范围还比较有限。
赋诗、引诗与《诗》的外交传播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又是一个文化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号称“天下共主”的周王室，逐渐失去对诸侯国的控制。秦、晋、齐、楚等国渐强，于是争霸及由争霸引起的朝聘会盟成了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各诸侯国特别是实力较强的诸侯国除武力征伐外，还积极寻求通过文化外交等方式征服其他诸侯国。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促使国与国之间交往密切，赋诗、引诗是春秋时期政治外交生活中的重要文化手段，适应了当时“贶之以大礼，重之以备乐”的政治需要，促进了《诗》的传播。公卿大夫成为传播《诗》的中坚力量，赋诗者将能用《诗》进行交流视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所谓“善为《诗》者不说”（《荀子·大略》），“以礼乐相示而已”（《礼记·仲尼燕居》）。他们有时既是赋诗者又是听诗者、观诗者。例如，晋公子重耳在外交享礼上向秦穆公赋《沔水》，秦穆公对之以《六月》（《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襄公向鲁文公赋《菁菁者莪》，鲁文公对之以《嘉乐》（《左传·文公三年》）；郑国执政、卿大夫为晋赵武赋《草虫》《鹑之贲贲》《黍苗》《野有蔓草》等，赵武对每一次赋诗都给予评价，应对得体（《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言志者根据自己对《诗》中某些篇章的理解与具体语境，将《诗》作为自己的心意志向表达出来，而观志者则可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相应的判断与应答。赋诗言志要求赋诗者具有较高的《诗》学修养，《诗》成了当时外交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只有掌握这套《诗》学语言才能使彼此的交流顺畅进行。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赋诗还延伸到社会生活层面，如穆姜赋《绿衣》“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表达对季文子慰劳伯姬的感谢之意（《左传·成公九年》）。这种方式逐渐浸润到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中，进一步促进了《诗》的传播与普及。
通过《左传》的记载可看出，春秋时期各国赋诗、引诗使得《诗》通过朝聘会盟等形式广泛传播，与此同时，《诗》乐功能逐渐弱化，诗乐分离成为大趋势。《诗》成为各国公卿大夫重要的文化交流手段，政治外交场合的吟咏与传诵促进了《诗》的创造性阐释，为《诗》经典地位的确立和文化生命力的焕发奠定了扎实基础。
诸子引诗与《诗》的学术传播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官守其书”，贵族阶层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代言人，具有学《诗》、用《诗》的特权和权威。庠、序之教通过教授子弟学习以“礼”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推动了《诗》礼的传播。《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内则》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诗》礼是贵族教育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春秋之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汉书·艺文志》曰：“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官学衰微导致由贵族阶层垄断的学术、文化向社会各阶层扩散，而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的兴盛助推《诗》突破礼乐的束缚，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中。据统计，《论语》引诗10条，《孟子》引诗38条，《荀子》引诗条，《墨子》引诗15条，《韩非子》引诗6条。例如，《墨子·兼爱》引《小雅·大东》“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以证其“兼相爱”观点。《荀子·臣道》引《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证为臣之道。诸子常将《诗》有机融入著述中，作为议论说理的依据，以增强其说服力与权威性，突出和强化论题与主旨，同时也对《诗》义进行相应的阐释，促进了《诗》的文化传播与学术解读。
在《诗》的学术传播方面，孔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其生活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出发，对赋诗、引诗之学进行了系统性、理论性的总结，把《诗》礼转化为《诗》教，从政教、伦理层面用诗、评诗，以实现其政治教化目的。《论语》曰：“不学《诗》，无以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基于赋诗现象，强调《诗》的教育意义与社会功能，奠定了儒家传《诗》的理论基础。
总之，先秦时期，用诗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诗》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影响。正是通过不断地传唱、传诵、引用、阐释、解读，《诗》的典范性和权威性地位得以强化，这为其经学地位的确立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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