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字,阅读大约需要18分钟
朴学家虽然有浓厚的务实倾向,但同时认为,经典记载了指导实践的知识,于是经典成了务实的必由之路。从某种角度看,这恰恰比提倡“事上磨炼”、直面现实事务的阳明之学多了一层阻隔;也正是由于这层阻隔,朴学与颇有相似之处的科学殊途陌路。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程羽黑
责任编辑|刘小磊
石敖睿的《中国的语文学转向:18世纪的学者、文本主义和道》,以清代学者钱大昕为中心,讨论了传统时代晚期的学术转向,副标题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野心:他要讨论的不仅是语言文献之学,还包括了18世纪整个中国知识界。他选取钱大昕作为切入点,无疑是十分恰当的——钱大昕在当时被公认为知识界的领袖人物,钱氏的专精和广博代表了18世纪中国学术达到的高度和广度。遗憾的是,过去汉学界偏重思想,对钱大昕这样的技术考据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