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研究是当前的学术热点，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文体的概念及成熟的文体理论当萌兴于魏晋时期，但受材料的限制和观念的制约，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机制与早期发展等本源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很好解决。近日拜读陈民镇新著《有“文体”之前：中国文体的生成与早期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年11月出版）后，发现该书对此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而且在材料与方法上推陈出新，展示了一种“文体考古”的研究范式，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体研究颇有助益，因此笔者略陈管见，兹就教于方家。
一、全书结构与主要内容
在具体评述该书之前，有必要对其结构和内容简述如下。全书九章，结构清晰、内容丰富，紧紧围绕“有‘文体’之前”（先秦秦汉）这一断限，系统考察文体形态、文体观念和文体理论及文体概念确立与成熟的全部过程。第一章是对“文”“体”的造字原理和“文体”概念的产生等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界说与证释。著者认为，“文”为“有心之器”，而“文”之义由虚转实，使得“文”与“体”的结合成为可能。“文体”之“体”实由人体之“体”引申而来，是形式、内容及功能的统一体，而以外在形相最为关键，故“体”可表现为体裁，或者指涉风格。此外，《左传》昭公二十年的论乐之语，可能是将“体”与文艺挂钩的最早实例，而至迟在魏晋，“体”已有文体义。第二章考察早期文字与文体的交互关系。著者谈到，有了文字，早期的口传文本便面临被记录的问题，记录时必然需要根据文字的形态、载体的形式及书面文本的用途进行调整；而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形式是文体最核心的要素，汉字的形体、字音、字形直接参与了文体形式的构建。诸如甲骨卜辞、简册、青铜铭文等早期文字材料，则被视作中国古代文体最早的研究对象。第三章反思了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三种文体生成论。著者认为，颜之推《颜氏家训》的“文章原出五经”说，虽其来有自且影响深远，但不免本末倒置、主观比附，此说将文学依附于政教，宗经意识过于强烈，而在“五经”累积成书之前必然已有不少文体形态，所以“五经”只是早期文体发展的一次重要总结，只是王官时代礼乐实践的结果，而非文体的终极源头；刘师培的“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亦有可商之处，其讨论的“文学”仅指韵文而非一切文学，其所谓的“巫祝”仅指巫祝之官而非所有王官；而“文体出于王官”论在章学诚和刘师培的论著中已肇其端，他俩都认为六经的形成多与王官相关，六经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因而著者赞同此说。
著者既然认可“文体出于王官”之说，而王官是三代礼乐文明的产物，所以要谈文体的生成与分化，便应从“礼”说起，第四章即如此。著者认为，王官职掌礼乐活动，礼乐需要文辞参与，中国早期文体形态多产生于由王官司职的礼乐活动中，而礼典对文体形态多有决定作用。据清华简《程寤》篇载，巫、灵与祝、宗一道负责“祓”的礼典和文辞。而祝、宗、卜、史、巫等是同源关系，均属于《周礼》六官系统中直接执掌礼典的“春官”。著者将春官中与文辞相关的官职分为诗乐组、祝卜组、史官组，这三组王官为中国早期文体框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文体的分化即在礼乐文明的背景下由王官实现的，与此相应，著者又将中国早期主要文体分为“诗”“书”“祝”三系。这三系文体均围绕礼典展开，而礼典的程序也决定了相应文体的体式、语体及功能，六经便是王官（尤其是春官）文辞创作的总结。第五章即论王官时代的三系文体。著者谈到，“诗”系文体由诗乐之官职掌，多为韵文，强调言志，最初依附于礼乐，其后趋于独立，个人情志逐步觉醒，确立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传统。“书”系文体反映的是先王圣贤之言，由史官职掌，今本《尚书》有“六体”“十体”说，重视布政施教，确立了“文以载道”的传统。“祝”系文体以《周礼·春官·大祝》中的“六祝六祠”为代表，均由祝卜之官职掌，浸润着虔诚的宗教感，确立了“修辞立诚”的传统。第六章论东周之世的文体突破和中国古代文体格局的基本确立。周朝从厉王到平王历经动荡，政治文化秩序崩溃、王官垄断地位丧失、私人著述兴起、作者意识觉醒，以礼为核心的大传统受到强烈冲击，三代王官奠基的文体大厦也面临转型。著者认为，“诗”系文体生出辞赋，从“言志”转到“缘情”；“书”系文体，一方面，“王言”的权威逐渐黯淡，而真正意义上的文书行政机制开始形成；另一方面，“立言”的权利由王者延伸到士人，“王若曰”变为“君子曰”“子曰”“孟子曰”等，“语”类文献与诸子论说文得以涌现；“祝”系文体则向小传统渗透。因此，“九艺”或“六经”的结集，只能是在东周时期的礼崩乐坏之后，而至迟在楚庄王时期，一些文献已经实现经典化，由此促进了文本及文体的定型，推动了文体观念的发展。第七章以出土的黄老、方术类文献，论东周以降的思想新变及其文体史意义。著者谈到，黄老著述多为韵文、句式齐整、善用修辞、依托对话的文体特征与道家源出史官相关，其上承《诗》《书》又下启汉赋，乃是王官之文向诸子之文转变的缩影；而“祝”系文体在方术盛行的时代氛围中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些突出的时代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祝卜之官与史官在官学下移背景下的转型。
中国古代文体历经三代累积，到了东周末年基本齐备，此后便是不断完善。第八章论出土文献所揭示的秦代文体。著者认为，刘勰所谓“秦世不文”，实际是说秦代缺乏有文采的韵文，而非一些学者断言的“秦代无文学”，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便揭开了秦世之文的别样风貌。秦始皇推行的“书同文”，即文字统一活动为秦汉的文书行政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存在文体规范化的运动（著者称作“文同体”），一系列官文书文体通过行政行为得以确立，用字用语及格式得以规范化，后世的官文书文体基本承自秦世，著者据此认为“官文书文体备于秦世”。第九章论中国古代文体框架在东汉的确立。两汉以降，文人激增，文献增多、文体增繁，文体之间交互渗透推动了文体分化，而通过分类整理又促进了文体固化。也就是说，两汉的文本与文体在三代大传统、楚文化、秦文化的文体发展基础上实现了分化与固化，从而真正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框架。由此可见，文体观念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王官时代已发其端，迨至汉末渐趋成熟和整合，并开始孕育真正意义上的文体论，直到出现类似《独断》《文心雕龙》等相对系统的文体论著作，文体之“体”才正式成为文体理论术语。
综上所见，第一、二章是“文体”概念的字源考索，对文字与文体互动关系的分析；第三、四、五章先是论证“文体出于王官”的合理性，再考察了王官时代三系文体在“礼”之背景下的生成与分化；第六、七章分析东周之世的文体突破与思想新变；第八章以出土文献论秦代文体的发展；第九章谈文体框架在东汉的确立。
二、出土文献的文体视野
以往学界受材料限制和观念制约，普遍不够重视出土文献，导致研究视野狭窄，鲜有人能结合出土文献与文体学史，系统考察早期中国的文体发展。如著者云，研究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人对文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