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举，亦称“童子科”，它是科举考试中特为少年应试者设置的考试科目。
在唐代制度中，凡是十岁以下能够熟读经书的儿童，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中第者可以获得出身资格或立即授予官职，前途不可估量。
唐代童子举的设立
童子举始于汉代，有关唐朝童子举的最早记载见于唐高祖武德七年七月颁布的一个诏书：
“自隋以来，离乱永久，雅道沦缺，儒风莫扇。朕膺期御宇，静难齐民，钦若典谟，以资政术，思弘德教，光振遐轨。是以广设庠序，益召学徒，旁求俊异，务从奖擢。宁州罗川县前兵曹史孝谦，守约丘园，伏膺道素，爰有二子，年并幼童。讲习《孝经》，咸畅厥旨。义方之训，实堪励俗。故从优秩，赏以不次，宜普颁示，咸使知闻。如此之徒，并即申上，朕加亲览，特奖褒异。”
唐高祖的这个诏令将教育对象从成人扩大到幼童，并用奖励的方式鼓励幼童教育，这为童子举的设立提供了一个置科背景。因为诏令中并未提到关于幼童考试的问题，所以尚不能看作这是童子举的开始。贞观年间，童子仍通过举荐而被征召、见用。
这些神童都是因为特殊的才能而被召见或者被举荐，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遵循一般的科举考试的程序，并且有很大的随意性，带有很大的褒奖和激励的性质。也没有明确说明是童子考试，因此太宗朝这一时期也只能看作是童子举的萌芽阶段。
唐高宗时期，在统治者重视教育的推动下，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渐渐增多，童子举作为科举考试的一个子科目也是在这时候确立的。如垂拱四年，年仅八岁的裴耀卿“试《毛诗》《尚书》《论语》及第。解褐补秘书省教书郎”。史书明确记载裴耀卿是“神童擢第”的，并不只是“神童举”的记载含糊其辞。
唐代童子举的发展
童子举在唐高宗时期成为常科的子科目，但具体时间，暂时还未能找到确切的文献记载，学者们的研究也有所出入。但大体可以确定的是童子举是在唐高宗时期才成为一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科目之一。
唐代童子举自设立以后，也并不是长期存在、一帆风顺的，中间也曾出现过多次废除和复兴。
童子举的第一次被明令停举是在唐代宗广德二年五月据《册府元龟》卷《贡举部·条例》载：
“五月，罢岁贡孝悌力田及童子科，从礼部杨绾奏也。绾以孝悌之行，宜有实状，童子越众，不在常科，同之岁贡，恐成侥幸之路。”
这次并未完全停止童子举，只是停止了童子科举以岁贡形式进行选拔考试的方式，其它形式照常。而且停举时间较短，在大历三年就恢复了童子举的岁贡形式，四月二十五日，复置童子科举。
“孝悌力田科，其每岁宜停。童子，每岁贡者亦止停。童子仍限十岁以下者”
第二次被停举是在唐代宗大历十年
史料记载为五月二十五日“敕童子科宜停”。这次停举的具体原因，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什么时候恢复的也尚不明确，只是在唐德宗贞元八年又有人应童子科举并中第。其实唐代宗一朝两次停复的原因与当时的局势是分不开的。当时唐王朝进入多事之秋，动荡的局势，使统治者无暇顾及童子举。
第三次是在唐文宗开成三年“十二月，敕：诸道应荐万言，童子等，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起今以后，不得更有闻荐，俾由正路，禁绝倖门。”
这是对童子科的弊端进行的一次整顿，但这也并没有完全停止童子科举，只是禁止了“闻荐”，将其转为“正路”，即以岁贡的形式进行选拔。
第四次停举整顿是唐宣宗大中十年这次是唐朝对童子科举中“取人颇滥”“无实艺可采”“事业荒芜”以及年龄过大等弊端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整顿，且规定“权停三年”即年童子科完全恢复。在唐朝末期，仍有人应童子科举。
据陈质雍《唐故金华大师正和先生刘日新碑铭》记载，刘日新曾在唐僖宗光启二年应童子科举，但是受唐后期政局混乱，兵燹不断的影响，童子科经常停举。据《登科记考》的记载，唐朝科举考试甚至也经常停举，童子举自然也不能例外。
童子举自唐高祖时期创立以来，中间虽经几次停顿，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正常运行的。童子举不仅成为唐朝入仕的一种途径，还能培养和选拔过一些优秀人才。
唐代童子举的应举条件
在古代，人们把那些幼而敏慧，天赋异禀的儿童与一般的儿童区别开来，把他们称之为神童，故而参加童子举的一般也是这些比较聪慧、才赋优异的儿童，唐代的童子举也是如此。
除去聪慧外，唐代童子举的应举条件，一般有年龄方面的限制。
《新唐书·选举志》中记载说童子举，凡是十岁以下要能通《孝经》、《论语》，卷试诵经文十道，通者予官；通七者，予出身。只要是十岁以下的儿童，熟读经书，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中第者即可获得出身资格或立即授予官职，前途不可估量。
如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唐朝中期最著名的理财家刘晏等等都是通过童子举一举成名的。
唐代童子举的考试内容
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
“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
因此童子只需要通九经中的一经及《孝经》《论语》即可参加童子科考试。员半千在贞观时，“州举童子，对诏高第，已能讲《易》《老子》”。由此可以看出唐朝前期的童子科考试科目尚未完全定型，不完全符合上引《新唐书》的规定，唐代在童子科的考试内容上并未严格按照规定的课目执行,而是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唐代童子举的授官情况
唐代对于考中童子科者的授官情况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考中后直接就被授予官职。
如鞏玄敏、刘晏、吴玄通、刘日新等，都在登第后，便直接授予官职。其中，刘晏是唐代童子科入仕者中最为知名的，他在唐代宗时期主管国家财政，改良榷盐法，施行常平法解决关中漕粮运输问题，政绩卓著。但这类情况出现的还是比较少，而且仅限于前期童子科举考试及第者的一小部分。
其二，成年后再授予官职。如裴耀卿举童子后，弱冠才授官。
其三，中举后未见授官，而后参加制举或吏部科目后再授予官职，如王丘。而且，并非所有中举者都能入仕，尤其是大历三年后，童子科中举者只有赐予出身一种奖励。
唐代童子举设立的历史影响
唐代童子举的设立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童子举无法同明经、进士等热门科目相比较,但它的设置,在唐代科举制度史和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唐代社会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一、童子举的设立，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孙步入仕途提供了一条捷径。
进士、明经等科虽为时人所重，但由于其录取比例很低，这就限制了庶族地主参与政权取得高官厚禄参与政权的机会。童子举的设立则又给了他们一次机会，适龄儿童只要能熟记儒家经典，通过考试，就有可能提前获得做官的机会。
二、童子举的设立，为唐政府培养和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如著名诗人杨炯、理财专家刘晏等都是童子举出身。
三、由于唐朝开设童子举，提倡和鼓励儿童学习儒家经典，在当时社会上涌现出了一批智力超常的天才儿童。他们虽然没有应童子科，但是其中有不少人也被誉为“神童”，有的还获得了政府的奖励。
四、童子举的设立促进了儒学在当时社会的广泛传播。
儒家学说在唐朝的思想领域虽然并未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但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扶持儒家思想的措施，如整理儒家典籍、科举考试侧重儒家经书、设立童子举等，为唐朝儒学的复兴以及俪学从汉学向宋明理学的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童子举的设立使得神童受到了重视。将童子举设置为当时的一种考试制度，让神童通过考试做官，这让他们的聪明才智不再被忽视，让他们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避免最终神童“泯然众人矣”的悲剧发生。
可以说童子举的设立，既有助于提高当时的教育水平和方向，也非常有利于唐代及以后儿童教育的发展。
六、唐代童子举的设立也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科举考试有人金榜题名，就有人名落孙山，这些学子终生的目标就是考取功名，他们没有像商人和农民一样的谋生技能，若是科举失败，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但是童子举的出现，使这一部分名落孙山的书生可以去教学，他们成为了私塾先生，既解决了儿童教育问题，也解决了自我生计问题，不仅提高了全民教育水平，也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安定。
七、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童子举的设立提高了唐代社会的普遍文化程度。儿童教育重视起来了，也就意味着人民的素质开始从小培养了。这有利于提高唐代全民文化水平，也有利于唐代社会良好学习风气的形成。
唐代童子举设立的现实影响
童子举的设立不仅有历史影响，在现实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童子们至此终于获得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和公开的选拔途径，其能力和品德也拥有了广阔的展示平台和成熟的评价体系。在他们的出类拔萃不断得到历代官方的认可和重视的时代背景下，“童子举”在唐代应运而生。
总之，童子举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子科目，它的出现反映了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它的设置是对古代考试制度的补充，同时也刺激了古代的教育，对于唐代文化的发展繁荣或多或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唐宋时期是童子科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历代统治者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中童子科出现了许多变化。随着对该科目的改革与调整，童子科考试逐渐规范，不仅为选拔人才做出了贡献，同时促进了当时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对今天的启蒙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唐代童子举对当今启蒙教育的意义
唐代童子举对当今启蒙教育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今社会是十分重视儿童启蒙教育的，究其原因，正是因为现代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代重视儿童教育的优良传统，古代教育为今天的儿童教育提供了借鉴，打下了良好基础。
童子举是为了选拔优质儿童而举行的考试，纵观现代社会，也出现了许多培育超常儿童的机构，比如说速算班、珠心算班、各种乐器特长班和记忆培训班等等。这些机构还会组织各种竞赛或者特长生考试，用来选拔“优质儿童”。
不过当今选拔神童的教育，并没有制定正式的法律和法规，而是由一些机构自发进行的。可以说古代儿童教育的发展以及制度的完善，为今天的启蒙教育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能够进一步完善当今的学校制度，为儿童提供更好的启蒙教育场所，这样才能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