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是谓百味之首，俗话说“吃遍天下盐好,走遍天下娘好”，任何美味佳肴没有了盐都不会好吃的，对于当代的人们而言稀松平常，价格低廉。无论是对于盐的提炼还是运输，对于我们来说都不是一件难事。那“盐”对于多年前提炼技术比较落后的先秦时期而言呢？要知道在古代历史上，盐作为一个重要的物资，也被作为朝廷的主要控制产品，在国内经由官方管理与售卖的，由盐而引发的重大事件可谓不胜枚举。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食盐的运输渠道就已经愈加便利，其消费区域不断扩展，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食盐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影响也与日俱增。食盐生产规模的扩大直接促进了陶器生产规模的壮大，流通领域中的食盐自出现之日起就与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食盐与先民遗址的分布、古都城选址等更是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说，对盐源的争夺还是某些地区古代战争爆发的强效催化剂。
01关于经济
盐与陶器制造陶器制造工艺的提高对煮盐业的发展起过关键作用。因为，会选用如此材质是生产者为了使炊饮器能耐高温，在配料时有意加入一些颗粒状羼和料以增大其膨大系数，其常用的羼和料为沙粒、蚌粒和云母片。盐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对陶器制造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以海盐生产为例：鲁北自商末开始进入了盐业的规模化生产阶段，其具体生产量由于文献不载而无从知晓。仅就春秋时渠展一地而言，据《管子轻重甲篇》所记：从十月始正，至于正月这段时间，其就可成盐三万六千钟，这还只是官方几个月的生产量，其私人制盐更不可统计。
三万钟盐就能满足万人一个月的生活用量。当时全国人口才万，海盐生产的规模可见一斑。鲁北地区出土了巨量的盔形器，加之上述的文献记载可知先秦时期鲁北地区的盐产量是相当庞大的。如此庞大的煮盐业是需要一个完善的陶器生产和运输系统与之相适应的。
从目前鲁北沿海地带出土的盔形器看，其多数为细砂陶，制作盗形器的陶土以细砂和不含贝壳碎屑为显著特征，这与当地仅具有海成土的现实是相矛盾的。鲁北内陆地处泰沂山脉北麓的山前平原，其地黄土堆积明显，沿海一带的盗形器就是用此种黄土烧制而成。
青州赵铺遗址是相对地处内陆的遗址，没有条件进行盐业生产，在当地却发现了一座陶窑，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碎片，其中就有很多盗形器。所以可以断定这些蓝形器是异地输入而非本地生产，其大部分是由鲁北较内陆地区输入的，鲁北海盐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山东陶器制造业规模的扩大。
盐与商业在古代，食盐是稀缺资源，它与食物、水等的获得一样对人类生存具有特殊的意义。柳宗元在《晋问》中曾说：猗氏之盐，晋宝之大者，人之赖之与谷同。但食盐却是三者中分布最不均衡和最为珍贵的，所以在人类进入社会大分工的时代后，盐开始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如此一来盐就与商业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大汶口文化中期以来的社会发展水平判断，山东北部已存在较为活跃的经济交换活动，有学者推测海盐很可能就是这个经济网络中的重要内容。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最初的贸易商品就是盐，最初的商人就是盐商。
存在盐泉的大溪文化分布区地处川东鄂西山地，地势高峻，农业可耕地极少，土壤贫瘠却孕育出相当发达的大溪文化。同样，鲁北的海盐产地，距海较近，海侵土广布，盐碱地往往集中分布，可耕地少，气候也较为恶劣，但这些地区却也往往分布有众多史前遗址甚至是重要封国。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食盐需求，先民是不需要这样选择生活地域的。
《山海经大荒南经》曾说：巫载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的原因是当地存在食盐生产能力。当地有如此强的食盐生产能力就相应的存在一个商品交换的问题，所以当地民众的经济生活与食盐在当地商业领域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
食盐与商业的关系在在鲁北盔形器的发掘中也有所体现。李济先生在说到几件近于全形的盗形器时说：底部均有极深的摩擦痕迹，这其实是该器物经常被移动导致的。概括而论，这些盔形器被用作连接沿海与内地的内河航运线路上的运输工具，其运输的货物最有可能的是食盐。并且这么大规模的运输绝对不会仅有进贡的目的，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商业运输，实现食盐的商品交换。
先秦文献对食盐在商业中的重要作用也有所涉及。如《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出现了用鹽盐起这样的大商人猗顿，战国末期以前统治者是允许私人参与食盐经营的。
当然，由于食盐是国之大宝，经营会带来巨额经济利益，并且食盐还具有战略价值。其次食盐的运营成本较高，远非一般个体商人所能承受，故官方曾积极参与食盐的生产与运输，在其中占了较大份额，为日后盐铁专营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先秦时期，食盐的交易量巨大，仅从《管子》就可窥知一二。据《管子轻重甲篇》记载，齐国海盐粜之梁、赵、宋、卫、濮阳、彼尽馈食也，以令粜之，得成金万一千金。这还只是齐国海盐的官方交易。《史记货殖列传》曰：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招致天下嬉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由此可见，春秋时的阖闾、战国时的春申君都曾因为拥有吴越之地的海盐生产而具有招致天下嬉游子弟的财力。这些都与巨大食盐交易量带来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食盐在当地的商业贸易中一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综上所述，食盐曾对先秦商业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02关于社会
一、盐与先民的遗址分布食盐对先民遗址具有很强的凝聚功能。
以运城盐池为例：在年公布的山西省第一批新旧石器时期的25处文化遗址中，竟然有14处在河东地区。在旧石器时代，运城盐池周围就聚集了山西荷城西侯度文化、荷城风陵渡的匳河文化、桓曲南海峪洞穴等遗址，在荷城、平陆、潼关、桓曲、三门峡、陕县等县市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遗址大都分布在运城盐池方圆80公里的区域内。大荔人遗址、丁村文化及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川遗址等也分布在运城盐池周围公里左右的地区内。
在新石器时代，运城盐池周围的文化遗址分布更为广泛，有芮城的坡头文化遗址、芮城金胜庄文化遗址、荷城西王村遗址、夏县的西阴文化遗址、夏县崔家河文化遗址，华县泉护村遗址、华阴横阵村遗址等，此外还分布着絳县周家庄遗址、闻喜县回坑遗址、永济独头村遗址、永济石庄遗址、平陆赵家滑遗址、平陆七里坡遗址等等。
这些遗址形成了围绕运城盐池的三角地带，分布于运城盐池周围50-公里以内的大片地区。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对食盐的共同需要，使之聚集在解池周围，频繁地交往，使这一地区在数千年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渝东泉盐区分布着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巫山刘家坝文化遗址、忠县哨棚嘴遗址等，在我国海盐产区分布有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与诸多的贝丘文化遗址等。
综上所述，先秦时的重要产盐区与先民的遗址分布区有很大的相合之处，产盐区曾集中分布先民遗址群，并且在有些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目前公认的产盐器具，如哨棚嘴遗址就曾出土船型器、尖底陶杯和花边陶釜。所以食盐的获取在先秦时期曾对先民在遗址的选择上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盐与都城选址靠近食盐产地是先秦时都城选址的重要考虑因素。
顾炎武的《日知录惟彼陶唐氏有此冀方》中有段这样的文字尧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古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周礼职方氏》所谓的河内曰冀州，指冀州的南、东、西三方均是黄河，黄河像一个倒写的“U”字，把冀州套起来。
结合当时历史事实，古天子所设都城大都集中于晋南和冀西南地区。《水经注涑水》等史籍有载：壳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三地都处在运城盐池附近地区，距离最远者平阳不过公里，其次蒲坂为60公里，最近者安邑仅20公里。所以在宪舜禹时代，王者在都城选址时是考虑了靠近运城盐池的。
春秋时，当晋国君臣在考虑迁都时亦是考虑了靠近食盐产地的因素。《左传》鲁成公六年：晋人谋去锋，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史记楚世家》曾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封以子男田，姓芈氏，居丹阳。丹阳之地望，括地志云：归州巴东县东南四里归故城，楚子熊泽之始国也。又熊绎墓在归州秭归县。
楚国立国之初就把都城设在今日秭归附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更方便的获得渝东泉盐和鄂西泉盐。楚国地处食盐资源较为匮乏的湖北北部地区，历史上该地区的食盐供应长期依赖渝东和鄂西，这两地泉盐可沿长江和清江供应楚国。
先秦时，海盐产区附近地区也有很多重要封国的都城，如夏时的过国，商时的薄姑国，西周时的纪国、莒国、薄姑国、过国、吴国等等。这些国家都把都城建在了产海盐条件优越的地区，世享海盐之利。因此，近盐乃是其都城选址的重要原因之一。
03关于战争
为争夺食盐资源，控制食盐产地的政治势力同外来政治势力间曾殊死搏斗。争夺运城盐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战是发生与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蚩尤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除了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说的：蚩尤不用帝命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争夺皇帝所控制的运城盐池。
沈括的《梦溪笔谈》曾说：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在运城盐池的南边有蚩尤村，又名池牛村，后改名为从善村，在村的中条山脚下，还有蚩尤冢。在山西的傩戏中还保存着一个传统曲目《轩辕战蚩尤》。这一切都是那场大战给当地的人留下的记忆遗存。争夺渝东盐泉。
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是巴人的基本独占时期。商朝中期已经立国的巴国此时更加强盛，考古证据表明，代表巴文化前身的香炉石文化在商末时开始西进，渝东西区此时已经被巴文化占领。此时奉节、忠县、万州等地的泉盐生产发展起来，商朝末期殷墟一期时，香炉石文化突然从鄂西地区消失，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巴人或是主动或是被动的放弃了对鄂西盐阳地区的占领而把战略重点指向渝东地区。
代表典型巴文化的尖底陶杯、花边陶釜等器型开始在渝东地区流行起来，其开始流行的时间也大体与香炉石文化西进的时间相当。春秋中期到公元前年，此阶段是巴楚对渝东、黑今中盐泉的争夺的时期。春秋早、中期时，巫山双堰塘遗址和奉节新铺都是比较典型的巴文化区，楚文化的遗留在此区并不明显。
春秋中期以后，巫山跳石和蓝家寨遗址成为典型的楚文化分布区，也就在此时奉节云阳之间成为了巴楚两国的交界地带。战国中期以后，楚国则基本占领了云阳以东的渝东地区。并在今巫溪、巫山、奉节、云阳一带设置巫郡。据《战国策楚策》记载，苏秦在说楚威王时说：楚地西有黔中，巫郡。
赵国末期，据云阳李家坝遗址的发掘情况看，楚在此时己经完成了对此地的占领。《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元年，楚自有汉中，南有巴黔中，也就是在公元前年以前，楚国占领了巴国的南部地区，即中地区。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惠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也就在此时，司马错将巴国一同灭掉了。
公元前到公元前年，是秦楚对渝东、黔中盐泉的争夺阶段。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将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之地为中郡，楚国反攻夺回了黔中之地。公元前年战端又起，《新序善谋上》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中郡，此后楚国又成功反攻。
《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三十年曰：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楚史家》也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齡中郡。至此，公元前年，楚国完成了对巫郡、黔中地区的占领，此时，秦国己经占领楚都郢，鄂西之地已经不保，秦国也就完全占领了鄂西盐阳，整个西南地区的泉盐生产己都在秦国的控制之下了。
综上所述，巴人、楚人、秦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对该地区的争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地从商末开始就具有相当强的泉盐生产能力。这些势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积极参加对渝东盐泉的军事争夺，这其间爆发的战争不胜枚举。食盐与战争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了极好的诠释。盐也不愧为立国之本，难怪朝廷要严格控盐并进行专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