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与周朝政治文明探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年4月23日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研究中心举办第五期学术沙龙，主题为“老子思想与周王朝政体”。本次特邀中国人大学曹峰教授作主题演讲，“老子政治思想的特点”“周王朝政体与老子思想的关系”“道家与儒家关系溯源”等议题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对话和交流的焦点。本次学术沙龙主要邀请在京的专家学者与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20多位专家学者、研究生参加。

　　上半场由曲阜师范大学杨春梅教授主持，曹峰教授作主题发言。曹峰教授长期从事《老子》研究，他用“老子永远不老”来形容这本书，说这本书常读常新，总会有新的问题冒出来，促进学者去思考。最近他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老子思想的起源问题。这次他就老子思想与周王朝政体的关系谈了他近期的一些想法。

曹峰教授报告内容综述

在报告中，曹峰教授首先由《老子》的四个困惑谈起，一是由《老子》文本特征产生的困惑；二是由《老子》政治思想基本特征产生的困惑；三是由《老子》之“德”产生的困惑；四是由过去老子思想溯源研究产生的困惑。关于第一个困惑。曹峰教授介绍了《老子》文本的基本特征，如这本书消除一切可能泄露时代信息的东西，如人物名、地名、时代名、文献名等等一概没有。这一特征和《论语》正好形成鲜明对照，《论语》中人物名、地名、时代名、文献名非常丰富详实。同时，他指出，目前很难对《老子》进行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的实证性研究；目前的道家研究，大多只追溯到老子，仿佛老子是石头里面跳出来的。已有的老子思想渊源研究，一方面做得还太少，一方面也存在许多不足。

　　关于第二个困惑。就目前的《老子》文本内容而言，曹峰倾向于将其定位为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政治思想著作。他认为老子政治思想有其鲜明特征，就是“让步理论”。通过统治者一方自身的节欲、清净、柔弱、不争、克制、谦让、不干涉、不强制，亦即“无为”，造就万物的“自然”，放开民众的手脚，激发民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老子为什么一味强调“不争”？我们不能仅仅用其辩证思维、反向思维来解释。

　　关于第三个困惑。老子为何要把“德”说成是“道”之“德”，而且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为什么不像周代文献以及周代金文那样，大肆宣扬明德、懿德？现在几乎是从儒家的角度研究周王朝的“德”思想，这样做是否遮蔽了其他很多关键的信息？

　　关于第四个困惑，过去从各种角度对老子思想进行的溯源研究，总觉得隔了一层，缺了点什么，即他的现实政治关怀来自何处？通过对这四个困惑的思考和追问，曹峰最后的问题是：周王朝为何能延续八百年，成为最长的王朝？在曹峰看来，历史上所有通过暴力征服形成的王朝，都很快分崩离析，如亚历山大的帝国、秦帝国、蒙古帝国等，但周王朝是个例外，即便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也维持了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在总结周王朝政治经验时，不能只有儒家一个维度，不应该忘了老子。

　　接着，曹峰提出观点是：“老子思想是周王朝独特政治体制的产物”。他认为老子思想与周王朝独特的政治体制有关。周王朝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看上去大一统，无所不包，但周天子没有政治、经济、军事实权，也没有宗教神权，只是形式上的君主。因此周王朝实行的是虚君制度。老子对于社会中间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几乎不加考虑。为此，老子能够把天下的问题高度简单化，从具体问题中跳出来，考虑更长远更根本的问题。老子政治思想表现为一统万，其相应哲学结构是“道”与“万物”的二分，导致其相应思想结构是圣人无为、百姓自然。因此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即有时“不治”其实比“治”更好。所以老子推崇“小国寡民”，这不是回到原始社会，而是用治理小国的方式来治理大国，把复杂的问题高度简单化。而周王朝政治体制迫使周天子只能选择让步政策，所以老子大讲谦下、不争、柔弱、克制、守雌的重要性，这是一种通过自我约束最大限度造福百姓的治理方式。

　　为此，老子会在理论上强调“道”的弱作用力，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推崇无为而治。以此来缓和天下的矛盾、换取天下的拥戴。所以，并不是说天下治理只能采取这种手段，但是就周天子而言，这是唯一的选择。所以《老子》是为周天子量身而做的。

　　接下来，曹峰具体阐述了周王朝政治体制影响老子思想的具体表现。他分别从“周初的两种政治选择”“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巡守制度”四个方面分析了周王朝政治体制对老子思想的影响。

　　最后，曹峰提出了他的结论：老子既通过对历史上存亡兴衰的透彻理解，也通过对周王朝政体设计的深刻把握，为周天子提供了最佳的政治理念和处身方法。周王朝通过分封、礼乐等制度设计，通过“明德”和“玄德”两种德，共同支撑起了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王朝。由此，仅仅从儒家角度去解释是不够的，《老子》思想也是周文明的一种总结方式。

评议环节

主题报告后，进入评议环节。北京师范大学罗新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霞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罗传芳研究员等分别进行评论。

罗新慧教授评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罗新慧教授在评论中认为，曹峰教授的演讲《老子思想与周王朝政体》，将思想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根本目的是为老子的思想来源寻找一个切实的基础。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有学者提出诸子起源王官说，这一观点无疑开启了新的思路，带动了为诸子思想追溯源头的研究热潮。但是，它的缺陷是无法从具体的角度阐明王官与每家每派的特定关联，特别是诸家核心概念的起源，仍然难有着落。而此后有关老子思想渊源的研究，正如曹老师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层出不穷，但却总有空悬一层而未达意的感觉。于是，曹峰教授继续为老子思想找寻其源头所在。

　　曹老师认为老子思想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思维，而有周的政治制度、王权观念等等对老子思想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特别是周人所秉持的宽容、守柔、不争等观念，更是予老子以深刻的影响。罗新慧认为曹教授的这一观察视角非常独到，他将老子思想与周代政治相关联的思路也是有据可寻的。首先，无论是西周金文还是早期传世文献，均显示周人有宽驰的一面，在与异邦异族犬牙交错的情况下，周人的做法是如能维持基本局面，并不对于他们紧逼胁迫。如乖伯簋铭文记载，周王命征伐乖，很可能是与乖交恶，但是当乖来朝时，王行赏赐，和好如初；其次，“柔”“和”的观念的确与西周王朝的意识形态紧密关联。我们知道“柔远能迩”是西周金文中的习用语，大克鼎铭文“（克）谏乂王家，助于万民，柔远能迩”，逨盘也说“克明厥心，柔远能迩”，优抚近地、怀柔远方，是周人非常重要的观念。周人还说“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以“和”的手法获取万民归心；再次，周人确有兼容并包的气魄。《诗经周颂时迈》篇说“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是说上帝命令周君养育民众，没有此疆和彼界的区别，泯灭了彼此的隔绝、我者和他者的不同，这就是兼容并蓄的气度。因此，将老子思想和周人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从论据方面说，是信而有征的。并且，曹老师将老子思想与周人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讲得非常具体，其间的线索清晰可见，避免了空泛化。

　　罗新慧指出，曹峰教授还谈到老子思想中的“虚君”特点，并也将此与周代的王权结合起来。事实上，周代王权的威力虽远逊于大一统王权，但也不容小视。王对于诸侯国、对于基层社会都有管理权。如西周中期，周王征伐齐国，师事簋记载王命器主行征伐；引簋铭文中记载周王令引管理齐国的军队。这都是王权的具体体现。因此，是否可用“虚君”来描绘西周的王权，罗教授认为还可再斟酌。

陈霞研究员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霞研究员在发言说，今天正好是世界读书日，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以这种方式度过周末。曹峰教授介绍他对老子思想与周王朝政体的思考及他本人读《老子》深感困惑的地方，这是由明确的问题意识带动的研究，也把我们带到了这个问题的思考之中，非常受益。

　　陈霞谈到，自己读《老子》也会产生这样的困惑。《老子》文本没有人名、地名、国家名、文献名、时代名，没有对话和故事，整个文献文风比较一致。这在先秦文献中确实非常独特。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特色。老子作为史官，却不受限于具体的历史事件，能抽象地谈问题。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老子》思想体现出某种普遍性。所以有研究老子的学者做了一个统计，说世界上95%的人可以依赖其母语阅读《老子》。思想越抽象就越容易普遍。

　　关于曹峰的第二个困惑中提到的一个观点，即“道”并不以主观的愿望生成万物，而是以柔弱的方式作用于万物。这涉及到“道”与“物”的关系。陈霞认为，这个观察特别重要，可以把这个关系总结为“道物无际”。“道”生万物，“道”对“物”是一种先在；道又在万物之中，“道”与“物”是一种同在，道物无际。“道”对“物”的先在，使万物有了根源，世界有了超验性，从而对世俗社会产生引领和提升。但是，“道”“物”的同在，其先在性关系避免了把“道”混为“物”，因为“物物者非物”（《庄子?知北游》），使“物”成为“物”的“道”不是“物”；其同在性关系没有因“道”而贬低“物”、泯灭“物”、取消“物”。因为“物”一旦出现，便按照“自化”的生成原则取得了相对于“道”的独立性。“道”与“物”这种先在与同在并存的辨证关系，既高标了“道”，又尊重了“物”。

　　最后，陈霞指出，曹峰教授揭示老子与周王朝政体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角度。王明先生的《周初齐鲁两条文化路线的发展和影响》以及《再论齐文化的发展》，也尝试揭示周朝政治中的道家线索。这个角度尤其值得学界深入研究下去。

罗传芳研究员评论

　　罗传芳研究员在评论中谈到，过去学界多把老子思想作为哲学对待，特别是九十年代陈鼓应先生提出“道家哲学主干说”之后。而作为政治思想对待的，主要是黄老道家。这就使老子与政治特别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留下一个不小的空白。从这个角度看，曹峰教授的这个选题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对学界比较忽视的老子思想的政治实践层面给予了极大重视，甚至认为老子思想归根结底就是政治思维，比如老子思想的“道-物二分”结构可以对应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道”虚静无为的“玄德”必然引导出守柔不争的让步政治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等。对曹峰的这一观点是否认同可以讨论，但他无疑提出了一个新视角，必然引起对老子思想的重新评估。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即曹峰明确了《老子》思想的意识形态归属，提出了不同于以前普遍认为儒家是周朝政治文明代表的观点，指出老子思想可能更能反映周王朝虚君政体的特征。

　　当然，不重视老子或道家思想的政治维度，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汉代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两千年正统意识形态这一历史事实的影响，对其他家要么忽视，要么只是作为儒家的补充，这是倒果为因的一种思维惯性和选择，遮蔽了老子思想的政治维度。罗传芳认为，对老子和道家思想的这一传统定位，也可以从概念词汇的演变看出。先秦各家是共享一套话语系统和哲学概念的，如道、德、天、人等，只是各家对其解释、表达不同，从而形成不同学派。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忽略这一点，习惯于把一些概念归在某一家名下，妨碍了对事实真相的理解。比如“道”“德”本是两个概念（《道德经》即为“德经”和“道经”），但后来“道德”变成了一个联合词，直接归在儒家名下而与老子和道家无缘；“道德”属形而下概念，“道”才是形而上并且是道家的专利。而儒家，讲“道”也是与“天道”“人道”组合，成为了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概念。可见，从概念的演变也可窥见儒道的分野，这虽然符合两家的理论特点，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它们在本原层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在性，比如孟子与庄子、荀子与老子，甚至孔子与老子之间的交集。

　　在罗传芳看来，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把孔子老子、儒家道家作为轴心时代的本原性学说进行考察，它们都既有哲学的面向，也有伦理和政治的面向，只是各自的侧重或对待问题的方法取径有所不同。这也是早期思想和理论形态的共同特点，即浑沦性，而雅思贝尔斯用来标识轴心文明的两大特点：“理性的觉醒”和“哲学的突破”，在两家身上都有表现。换句话说，儒道作为轴心时代本原性学说的两大代表或流派，其实有着共同的社会基础和问题意识。这样，就能克服曹峰所质疑的道家好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感觉。

　　最后，就曹峰提出的老子思想的虚静守柔和道物二分分别对应周王朝的虚君制度和多重二级政治结构，罗传芳谈了自己的看法。曹峰认为周王朝是一套虚君制度，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对此前面有学者不同意，认为不论从文献还是出土证据看，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并不弱，只是后来才变弱的。罗传芳认为，相对后来的秦制，周王朝可以说是弱的、具有虚君共和的特点。所以与其争论周天子权力强弱的程度，不如搞清楚权力运作的趋势，即是什么让周天子的最高权力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事实上，正是分封制（封建）让周天子的权力逐渐弱化，这与后来秦朝郡县制下最高权力一插到底的绝对君权和集权化趋势，是完全不同的制度机制。由于层层分封，各领地不仅保留了一定的自治空间，而且也必然造成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博弈，从而使协商、让步甚至无为政治成为可能。这样解释老子思想与周王朝政体的关系，或者说老子虚静守柔思想有什么样的现实基础？似乎更具合理性。

自由发言环节

下半场的自由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赵法生研究员主持。

黄裕生教授

在自由发言中，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谈到，孔子的思想来源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老子的思想渊源则一直不很清楚，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曹峰教授今天报告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对周朝政治制度的分析，来表明老子思想与周朝政治制度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老子的思想来源于周朝政治制度所蕴含的观念，这是曹峰报告的一个核心思想。因此，《老子》是一部政治哲著作。如果这一观点能成立，那么也反过来表明，周王朝的制度不仅仅可以从儒家的思想来解释，同时也可以从道家的思想来理解。在黄裕生看来，这是曹峰报告最新颖之处。

　　同时，黄裕生提出一个疑问：《老子》一书固然可以视为政治哲学，但是，是否可以由此认为《老子》只是一部政治哲学作品呢？如果它只是一部政治哲学，那么，很可能把《老子》这部作品的哲学地位定低了。

　　黄裕生指出，曹峰认为老子是替周天子思考的这点应没有问题。但是，在他看来，老子的思考与周天子应该还是有区别的：老子不仅仅站在周天子的角度来思考，老子在思考政治的时候恰恰突破了政治，这与孔子构成了中国思想突破性的两翼。孔子的思想与周公的礼乐体系相关，但又在思想的深度上与广度上突破了周公的礼乐体系，那么老子的突破性体现在那里？老子的突破性恰恰体现在进入了“形而上层面”的思考。老子在书中特意隐去了具体的时空，和孔子的路径相反。孔子很博学，引用了各种材料，孔子自己也说自己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实，老子作为周王朝的史官，管理着王朝的藏书，应该也很博学，甚至比孔子更博学，但老子走了一个与孔子相反的路径，他撇开了所有的材料，在书中隐去了几乎所有具体的人名、地名以及时代信息。这也许就表明，他自觉地要超越时代与地域思考问题。或者说，老子思想上的突破性在于他自觉地跳出现实来观照现实，试图确立一个高于现实的超越性维度来理解、观照现实。所以，老子才有勇气与胆识去替周天子思考天下问题。就像孔子，作为一介平民，如何有底气去“删诗书，定礼乐”呢？这底气，这气魄就来自孔子在思想上完成了巨大的突破——确立起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仁学。

　　所以，黄裕生认为，曹峰教授将《老子》视为一部政治理论，一方面没有问题，同时《老子》又不仅仅是一部政治理论。周王朝政治文化中的“虚君”“分封”“礼治”“让步”等方面的设置与精神，的确应对老子的思考会有启发，但是，这种启发最多只是引发性的。要把这些启发引向对“有-无”“常道-非常道”“有为-无为”以及诸如“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等等这些形而上学的思想，则需要在思想上完成触及绝对性本原的思考的突破。政治领域要展现、遵循、践行“道”及其相关品性，但是，“道”却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恰是超越了政治领域而构成一切世代的政治领域都必须且应该参照的维度。

　　这样，不把《老子》一书仅仅当成政治哲学理论，而且把它当作一部形而上层面的哲学著作，恰恰可以强化曹峰的论证努力——周朝的政治制度不仅有儒家的要素，而且有道家的要素，而且可能道家的要素更多些。

　　黄裕生指出，周天子直辖的范围其实不大，比他分封诸侯的直辖范围可能还要小。虽然周天子对他所分封的诸侯没有垂直的权力，但他却有不弱的控制力。这个控制力体现在除了曹峰教授提到的德性权威，或者仪式性的权威，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控制力呢？周朝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控制？这在今天是一个值得讨论与思考的问题。另外，曹峰教授在报告中强调的周王朝的“虚君制”，可以说周天子的权力发挥有效性管理的途径跟始于秦的皇权发挥有效性统治的途径也应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周天子作为“虚君”同时又对地方具有约束力。在什么意义上具有约束力？这也需要借助历史学做更多的讨论。关于“虚君”自然会让人首先联想到英国近代“虚君制”。立宪下的“虚君制”无法集权，却同时具有统一而有效的管辖效应：不单对英国本土有这种效应，实际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对它的殖民地也有这种效应。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效应呢？归结起来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个是有一套比较能被普遍认可的法律体系，能够更合理、公平地处理日益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另一个是在制度设计层面上有一套有效进行相互约束的机制，得以保障那些法律体系得到尊重与实施。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把英国的法律体系与管理机制挪用过去，并对不列颠王国具有认同感。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力量。那么，周王朝“虚君制”对地方诸侯曾经的有效管理是否也是基于其“先进的礼乐文化”呢？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也许会让我们看到更多元的中国政治经验。

杨春梅教授

　　杨春梅教授发言谈到，曹峰教授谈到古今关于老子思想与周王朝政体关系的诠释问题，这关涉到话语权问题，孔子之后，周公、周政、周制，甚至由此上溯到夏商及其之前，所谓“五帝三王”，都被当做儒家建构其社会政治理想的依托，历史诠释逐渐儒家化；汉武帝以降，儒家定于一尊，权势话语地位确立；与此同时，道家在政治生活中边缘化。李零认为从此“儒、道两家角色倒了过来”，原本与“中国古代的‘现代化’（即造就“中华帝国”的那套理性设计）关系最直接”的道家彻底丧失其政治上的地盘，沦落为民间养生仙术，或作为士大夫个人化的人生调适之道而与儒家形成互补格局。道家政治地位的丧失导致其思想诠释的去政治化和玄学化、仙道化，其原本固有的政治追求在这种诠释进程中逐渐暗淡模糊，以至于无可追踪，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孤立存在。李零《道家与中国古代的“现代化”》一文中对这种“逆溯的误差”造成的“错觉”有精辟分析。近代中西文化相遇之后，随着西方学科体制的引进及其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体制中话语权势的确立，老子被视为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建构最重要的支点，甚至是中国“形而上哲学”根本的支点，于是，经历了长期去政治化之后，老子思想又进入哲学化诠释阶段。在借助哲学化诠释“飞天”的过程中，老子学说思想的时代渊源和内涵真相越加渺茫，也越加玄妙神秘，用曹教授的话说仿佛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曹峰把老子思想置于周王朝政体这一基础上去考察，显然是要厘清老子学说思想的时代渊源和现实内涵，这个无疑是一个新颖而富有挑战性的诠释思路。曹峰的解读和诠释相当于启动了反推装置，让长期在太空飞行的老子诠释这艘飞船向地面回归，将其还原为周朝封建体制下为“为周王量身打造”的政道治术。这不仅打破了一直以来老子诠释的玄学化、仙道化、哲学化趋势，也打破了对周公、周政、周制以及整个上古政治单一的几乎是垄断性的儒家化诠释格局，开启了对老子、对周王朝特殊政体下思想文化多元复杂面相的认识之路，这无论在观点上，还是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创新意义，而其总体特点可谓“去蔽”和“还原”。但是，这个意欲让老子思想回归大地的“反推装置”功能还有待于检验，目前来看，仍在不少方面值得商榷。如：周王对天下是否只是“一种象征性统治”以及其权力地位是否那样虚弱无力？这涉及对周王朝政体架构及其运作实情的认识，传世和地下材料及学界现有成果是否支持曹教授的相关论断？老子思想与周王朝政体的关系是否像曹教授说的那样直接对应，以至于是老子基于“对周王朝政体设计的深刻把握，为周天子提供了最佳的政治理念和处身方法”？既然是历史性去蔽和还原，不论什么观点，最终还是需要历史证据来支撑。

　　最后，杨春梅谈到，学术应有自己的独立追求，尤其历史研究，求真理应是第一原则，好恶虽不能去，但应接受科学的理念、原则和方法约束。学者切勿因憎恶秦制就转而美化周制。即便从资鉴的角度看，无论周、秦都是前现代政制，其与现代政制本质不同，儒、道思想与此同理。

詹文杰副研究员

　　詹文杰副研究员发言谈到两个方面，首先，《老子》这部著作究竟是谈论什么问题的，是政治哲学的著作还是形而上学的著作，或者其他“学科”的著作？对这个问题他的思考是：我们当然可以从后来的学术分科或者思想分类的角度来审视《老子》这部作品，但是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误解。像老子这样早期的本原思想家，他写这么一部作品，很可能是思考“一个或所有问题”而不是“某些问题”或“某方面问题”。这“一个问题”可能是统摄性的，它既关乎对象世界，也关乎主体生存，既是形而上学和宇宙论，也是生存哲学。后来的学术分科体系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也不受这种分科观念的约束。这种情况在古希腊早期思想家那里也是类似的，例如赫拉克利特，他在著作里谈论的就是“一个或所有问题”，简单说就是“智慧是什么、怎么成为有智慧的人”这样的问题。其次，曹峰教授说，老子可能是“站在周天子的立场上说话”，老子的思想渊源就是周王朝的政制，而他的“让步”哲学跟周制的“虚君”现实密切相关。詹文杰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创见。但是他的疑问是：老子到底是“代天子说话”还是“对天子说话”，是把周王朝的“虚君”现实转换为一套抽象观念，还是“劝谏”天子应当采取“无为”之道？如果是后者，老子就不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而可能是变革的倡议者。

曲经纬博士后

　　曲经纬博士发言谈到，从曹峰教授的演讲得到了三点启发：第一，思想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关系问题。思想史研究基于真实历史，哲学研究基于真切的现实感，这两种研究方式存在张力。比如，我读《老子》以通行本为依托，尽管我意识到通行本《老子》未必能够完全反映老子所处时代历史的真实，但我将其视为思辨意义上的真实，这对我并不构成矛盾。揭示真实的思想史情境，在于获得当时一种基于现实的历史关切。不了解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当下，只有贴近当时的历史时代，也才能更好契入当时的时代问题意识。因此，思想史的真实和思想的真实并不是矛盾，思想和信仰的真实不是通过真实的历史客观而改变的。

　　这就引出第二问题，老子为何会由当时特定时代的文本，进入一种普遍性的形而上意识？一个专属某一个时空的问题，是通过怎样的逻辑，进入人类普遍的问题关怀？思想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是如何达成的，这是值得我们 　　第三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的具体呈现，魏晋之后，道家为何会有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吕欣在发言中指出，老子思想对哲学时代的开展和中国哲学史而言，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用联系与区别的视角来理解矛盾关系。矛盾关系如何说？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德”的讨论上。曹峰老师说明德与玄德不是相对的，这在老子思想中体现的出来的，是玄德的囊括性，明德是玄德的显。矛盾关系上，存在像“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这样看起来矛盾的语句。“上德”就是玄德，也可以说是自然的，无为的，不争的，朴素的德，是不同于一般的，最高意义上的德；“下德”就是一般性的德，virtue、moral意义上的道德。“上德”“下德”这样一对儿概念，在老子思想里当然也不是决然对立，是强调区别与联系，联系在于不脱离现实。矛盾关系上，类似的，“无为”和“（有）为”在老子思想体系中在《老子》38章有“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若说老子思想表达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或是以弱的作用力对强势力进行制约，那么这恰恰是在“为”与“无为”之间的张力中把握“上德”“下德”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推进到自然主义人性论层面，就以“常德”的概念呈现，通过《老子》18章的“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样的语句表达出来。这些是老子政治哲学的基础，从而有“至德之世”。实践上，最高的礼是无为，和“仪”不同。那么最高的礼是怎么表达？吕欣通过“为”和“无为”的关系，进一步再提出“作”与“不作”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强调了老子思想中看似矛盾的关系，需用联系与区别的视角去思辨、理解。这好比“阴阳合德”的意味，正是先秦思想史发展至哲学时代以来，显现出的重要特征。由此，曹峰老师说的老子思想是周王朝政体的总结也是有理论依据的。

赵法生研究员总结会议

　　最后，赵法生研究员作为一位儒学研究者的发言，令对话者期待。他指出，

　　以往的研究主要从儒家角度解读周制，曹峰教授关于老子与周制政体关系的研究，从老子思想解读周代文明，是个重要的学术创新，同时刷新了我们对于老子以及周代文明的认识，甚至启发我们重新反思孔子与周文明的关系。

　　赵法生认为，以往基于儒家立场对于周文明的解读，侧重于其伦理宗教、礼乐制度和人文精神等，更突出了周文明有为的一面，这当然有其意义，但并不全面。周制不仅存在刚健有为的一面，更有无为而治的一面，它们都是周文明精神的构成部分。曹峰教授的研究，将被忽视的那个面向打开了，可谓别开生面。如，他认为，周朝实行的是一套虚君制度，实行弱权力调控，由此才产生了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小国寡民以及以百姓心为心等思想。他首先将《道德经》视为作为史官的老子面对周王所传授的治国之道。另外，对于老子之“玄德”的强调，同样揭示了周德的另一面向，颇具新意。

　　赵法生指出，周代国家治理中的确存在无为而治的特征，它赞赏“先王观德不耀兵”，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及诸侯不尊周制，不是立即讨伐，而是首先反躬自省，以礼提醒规劝，无效才予以讨伐，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加，这的确是个弱权力社会。周王将治权与土地一起分封下去，各诸侯国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相对而言，周王的确是个相当“无为而治”的君主。王国维的名文《殷周制度论》，重点研究西周礼乐制度建构及其与伦理宗教之间的联系，依然侧重于有为方面，曹峰的研究，可视为对王国维研究的重要和有益补充。

　　赵法生强调，曹峰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庄子?天下篇》的“道术为天下裂”。周文明不仅是儒家的起源，也是道家与其他各家共同起源，它的确是百家涌现之前的“一”。这一成果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孔子思想性格。朱谦之曾经将孔子思想中的道家思想总结为八个方面，这些道家思想元素均来自周文明，孔老皆为周文明的思想果实，早期儒道关系也不像战国以后那般对立紧张。这一成果也表明周代有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可以为政治现代转型提供借鉴。曹峰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学界重视。

　　最后，赵法生提出两点商榷之处：一是礼乐制度与无为而治并非对立关系，礼治具有限制权力过度运用的功能，构成了其无为而治的治道特征的重要前提，是权力与社会之间的有效缓冲。二是萧公权认为《周礼》《仪礼》等证明周人长于制度建设包括刑法制度，殷代刑法远比周代宽松；王国维也指出周人刑法比殷人更为细密严厉。他们的观点，是否构成对于周代无为而治的反证？

　　在精彩的评议和热烈的对话发言后，曹峰教授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老子思想不仅有助于理解周文明的长期延续性，其思想穿透力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强烈的影响。其开放的意识、博大的胸怀、活跃的思维、谦卑的姿态，对于我们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对于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如何处理广大而复杂的政治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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