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经济学含义，用文化学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中国的货币即钱，对我们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是大有裨益的。古代中国，曾以多种物品充当过货币，货币的名称亦有多种叫法，但最终固定在钱与币两个称呼上，可谓意味深长。钱，本为一种农具。《诗经周颂臣工》：“庤乃钱镈。”庤，储藏。钱，农具，臿属（铲类）。镈，农具，锄类。钱、镈均为上古不易得之物，曾用以交易，故中国最早铸币，仿作钱形，即称为钱。币则为缯帛，丝织品，为祭祀或赠送宾客的贵重用物，后亦用以交易，遂移为货币之名。则，钱币之为名，已然将中国文化之最基础的含义概括示出，那就是，一个农字和一个桑字，是一种农桑文化。
农桑为本，食则五谷，衣则布帛，立国立民，全在于斯。而货贸交易，落到底，无非是对农桑二种最切己的生存资源的交流分配，俾使群体中人，人人得而霑之，赖以生存活命，繁衍后代，一时或缺，则生存危机顿起，诚古语所谓“布帛菽粟须臾不可离”者。可见，在古代中国，其货币不论为贝为金为银为铜为铁，而货币的真正初始本位，却总归为衣食二事，即为粮食和布帛。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使我们了解到：传统社会的货币与现代社会的货币有着怎样的重大差别，非经济学术语“一般等价物”一语所可涵盖混一。
为此，在古代中国，通行货币也就不是为了工商，使之成为一种赢利之产业，即不是为了组织商品生产；而是为了将社会所产农桑产品生存资源，尽可能均匀地分布配置给全社会所有成员，而使所有人都获得生存之资。这样，就需要两点保证：一是此代表衣食的钱币确实能够流行周遍，使社会每一成员都有机会领受其惠泽；第二，就要有一个强大的组织者，譬如说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予以强有力的组织，将货币的自然流向纳入轨道，而成为一种普遍之流，即流行周遍，一种理想的水。正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正是将“钱”释义为“泉”，早期典籍中，好多钱字即径写作泉。《周礼地官泉府》注曰：“郑司农（郑众）云，故书泉或作钱。”《汉书食货志下》：“私铸作泉者，子与妻没入为官奴。”“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注：“如淳曰：流行如泉也。”以钱为泉，以泉为根并造出另外许多货币的别称：——有称为“泉布”者。《周礼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注：“布，泉也。——有称为“泉币”者。魏宋了翁《古今考贺万钱》：“以泉币为钱。
货币既质为衣食，性同于水，而水性无固形，自然流动，避高就下，高涸低聚，乃必然之势，势必造成：有水处一部分人财富集聚，挥霍不尽，暴殄天物；干涸处一部分人失去生存的基本之资，啼饥号寒，奔命求食而不得，困不择路，势如奔澜，由货币之乱流而引致人群之乱流，一旦诸乱流汇集，细潦成为洪流，社会的危机危亡时刻也就到来，后果当然就可怕了。为此，立基农桑，以民为本，以食为本，而将民本与食本的绝对匹配作为其绝对使命的王朝政府，对货币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管制，治币如治水，也就成为其最重要的政务之一。怎么样治理呢？也就是要化危澜为安流，务必使泉流周遍，甘霖普润，而使全社会人的生存都得到保障；却并不要求，集中财富成大资本，而开辟出新的产业如工商产业，改农业社会为工商社会。既然立国雅东大陆，吃穿尽取之于地力，则历史的命运早已写定，而非关人想或不想之主观情愿也。
有人也许要有疑问：既然如此，社会何不径废去货币，而各家各户占有一块土地，安身立命，天然稳定自足，无需外求，岂不干净利索？回答非也，因为，第一社会有分工，有劳力者有劳心者，有务农者有务工者，需要交换，无需多说。第二，在中国这样广大国土的国家，立基农业，严重依赖自然气候，所谓靠天吃饭，而气候又是如此复杂多变，沿海为海洋性季风气候，内地为大陆性季风或干旱气候，龙王爷游踪不定，水旱虫涝之灾几乎无年无之，格外需要地区与地区之间互补，东歉西补，南歉北补，需要资源调拨，货币周流，而保障全境人的生存。像战国时代魏惠王那样驱民就食，“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只可以行于先秦，地广人稀那样的时代。
汉代以后，人口增加，土地基本已被开垦完毕，已完全不可能实行上古游徙就食的原始办法，国家大一统，又不能去抢掠“外国”，只有中央政府借助货币，在国内地区之间组织调配救灾。长平仓的办法，就是这样的调配办法：丰年，国家大量收购；灾年，平价放粮。而避免了投机商们囤积居奇，趁火打劫，扰乱社会。这就是所谓“平准”，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原则，也是立国治国的根本原则。所以，传统社会的政治宝典《尚书》其中一篇名《洪范》，记周武王去拜访高士箕子，箕子把当年上天赐予大禹的《洪范九畴》告诉武王。所谓《洪范九畴》，即治国的九类大法，其开篇即讲道：“政：一曰食，二曰货……”为政治国，第一是食，第二是货币。这一思想，贯穿百代，成为后世历代王朝治国的总指针，迄今亦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