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谥法”，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对逝者毕生功业的评价体系：就是用一两个特定的字眼对死去的帝王将相们进行盖棺论定，既是总结、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对后来的人以一定的警示和制约，让重视身后之名的古人不敢在身前肆意妄为。逝者按谥法评定的称谓就是“谥号”，而这套和仪礼等级体系挂钩的谥法系统是在西周时期正式成型的，有人认为是周初时辅政的周公制定，但恐怕是出于附会，应该是西周中期才被制定出来，后来被收集在周礼之中。
当然能够得到谥号的不会是普通人，这是王公贵族们的专利，特别是周天子和诸侯国君们，他们才是最为看重身后之名的人。先秦时的谥号一般是单字谥，偶尔也有双字或三个字的，开创姬周基业的姬昌、姬发等伟人也不过被他们的子孙们上以“文”和“武”这样的单字谥，但言简意赅，字义贴切，文王的治政之得和武王的武德充沛都是周人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对这种擅自议论逝世君主功德品行的做法很不满，他希望自己开创的帝业能一代一代永远传承下去，所以废除了谥法。
汉朝定鼎之后在儒生们的协助下恢复了先秦礼制，而且刘汉又自称以“孝”治天下，所以汉朝皇帝的谥号是一个“孝”字再加上一个总结性的字眼组成谥号，例如孝景皇帝、孝武皇帝等。这样的状况到了李唐王朝时期却出现了一次激变，谥号从简单质朴、但是切合实际的单字变成了辞藻华丽却言过其实的多字，逐渐失去了真正一锤定音、盖棺论定的功能，沦为了纯粹歌功颂德的装饰，而造成谥法体系全面崩盘的则是著名的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夫妇。
唐太宗李世民逝世后，李治即位，起初跟父皇上的谥号遵循了古礼，定为“文皇帝”，但后来武则天则建议他给李世民的谥号应该突破常规，凸显父皇的盖世功业，显示他的孝顺和帝位传承的合法性。于是李治就给父皇加谥为“文武圣皇帝”，这个堂皇的谥号虽然看上去很美，但正因为其面面俱到就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从此之后，后世帝王们有样学样，给大行皇帝上的谥号越来越长、字眼越来越夸张，到了明清时已经达到了十几二十个字，极其夸饰之能事，也没人真的把这些谥号当回事了。
与此不同的是，出自殷商传承的“庙号”体系却一直保存了单字的传统，它对死去帝王的评价相对要公正得多。两汉时德望不够的皇帝连定庙号的资格都没有，以汉景帝之明也没有得到庙号之尊，西汉诸帝有庙号的不过区区四个。到隋唐以后每个皇帝都有了相应的庙号，但一直是单字的，代表的总结意义非常庄重公正，所以隋唐后的皇帝一般史家一般以其庙号来称呼他，例如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这类都是他们的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