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向我们呈现的格局越来越广阔，而“内卷”“躺平”等关键词却在中国社会流行，仿佛人们在极度焦虑不适的过程中，志向日渐渺小，小到只想立于方寸之地；脑容量越来越大，视野越发狭窄，窄到除了个人得失，情感纠结，便再也容不下其他。
然而，人类历史的前行，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人的生命和能量在推动的，这些进步又向人类投射出新的光芒。史蒂芬·平克在《当下的启蒙》中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乐观主义的文明是开放的，它不害怕创新，它的体系不断改善。”
而这种乐观主义的文明，需要一大批前赴后继的“可能主义者”。
什么是“可能主义者”？
心理学上有四大定律：期望定律、重复定律、惯性定律和显性定律。这些定律的唯一内涵和根本宗旨就是，要相信你自己一定行，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也就是做自己的“可能主义者”。
“可能主义者”，是励志作家诺曼·文森特·皮尔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说：“要成为可能主义者，无论你的人生看起来有多么黑暗，请拉高你的视野，看看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把“可能”称为一种主义，并不代表这是一种空论。
“可能”二字拆开就是：如要可以，必有能力。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认为应该依照上一辈的样子过日子，孔子曰“复周礼”，说的就是回归周公《礼记》的要求。而近现代的人们则认为，比前一代人生活得更好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一念之差，成了工业社会有别于之前其他类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德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将此称为“可能主义”。
作为一名犹太人，赫希曼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诸多传奇，但他的思想比其经历更为引人入胜。他善于在遍地悲观中呼吁乐观，在迷茫和错位间激励获取想象力。他认为，人类历史最精彩之处无不证实着“可能主义”——“人永远有以行动改变现实的可能，有从不可能中发现、选择、创造出可能的能力。”
对于心存高远者而言，不断寻找爬升的阶梯，去触碰心爱之物，这才是他们的宿命。
基于此，我对“可能主义”有如下四点理解：
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它是一种坚定执着的奋斗精神；
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
它是一种克服万难的生活勇气。
生命教育的创始人杰·唐纳·华特士认为：克服外在的困难，首先必须面对自己内在的领域，唯有洗涤心灵，才能掌握未来的幸福。
米歇尔·蒙恩，世界知名女性内衣品牌乌尔蒂莫的创始人，她少年时期差点被性侵，医院，青年时期公司几经波折倒闭，婚后遭遇丈夫背叛。但是，她突破了生活、事业中的种种障碍，成就传奇人生。在她的著作《一切皆有可能》中有一句话：“无论生活带给我怎样的挑战，第二天早晨，我依然会顽强地站起来迎接它。”
稻盛和夫，“可能主义者”的典型代表。这位伟大的企业家将一个只有20来人、即将倒闭的“乡镇企业”建成了世界强企业。52岁时，他创办KDDI电信公司，用十多年经营成就了第二家世界强企业。
之后，为拯救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他受日本政府邀请，以77岁高龄再次出山，仅三年就让日航扭亏为盈重新上市。在稻盛和夫的哲学里面没有失败，也没有挫折和困难。他相信自己的无限可能性，并为之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什么样的教育可以培养“可能主义者”？
“可能主义”对我们的人生如此重要，什么样的教育才可以让人走向这种可能呢？
今天，我们面向未来谈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