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维护周

射礼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无论是对于揭示古代王权政治发展变化的内涵,还是启迪当代社会思想文化之发展皆有着一定的作用。武王克商,代为天下共主。王朝初建,政局不稳,百废待兴。继武王病逝后,周公。

在此期间,周公东征平叛,历时三年。外患虽暂解,但朝局依旧动荡。为了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西周统治者排除万难,完善了相关政治制度,赏赐制度与射礼制度即被囊括其中。

一、西周射礼与政治上的赏赐制度

1、赏赐制度与大射礼

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确实是由早期具有巫术性质的射侯礼仪演变而来,这是可以肯定的。而随着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大射礼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到了西周时期,大射礼更是逐渐呈现出“政治上的人才选拔、军事上的练兵训练”等性质和特征。似乎正是由于西周时期的大射礼具备以上性质,该阶段的周王才多次成为大射礼的主持者抑或参与者。

而把它作为考察西周大射礼铭文中屡见周王的突破口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其合理之处的。目前已有的资料表明:“贝”作为赏赐物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西周的早期阶段。从赏赐物的价值来看,贝较同时期其他赏赐物价值偏小。并且贝多记于非册命类金文中,这应该与贝在早期国家社会中的性质与用途有关。从赏赐物的数量上看,十朋贝较于目前己有金文所记贝的赏赐数量亦明显偏少。

2、西周燕射礼的性质

远古时期,人们为了应对野外环境危机,解决生存问题,逐渐有意识地形成群居生活。到了商周社会,尤其是西周阶段,人们彼此间的联系与交往更是进一步加深。而为了强化这种社会人际关系,统治者还有意识地引导社会上层人士定期地进行聚会交流。在此基础上,燕礼便应运而生。在西周社会,除了诸侯、卿大夫和士会宴请宾客外,周王亦会寻觅合适的时机宴请诸侯群臣,举行礼。正是在这种大行燕礼的政治环境下,燕便逐渐形成。

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周的燕射礼源于以周王为代表的上层贵族宴请宾客、群臣的系列活动(燕礼)。发展至西周社会,燕射礼除了娱乐助兴的性质外,还更多地表现出统治者“联络感情、政治试探、强化管控”等方面的政治意图。而到了春秋时期,周王的地位一落千丈,政治局势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燕射礼上,周天子再也没有强大的实力来借其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于燕射礼本身而言,其政治实用性渐渐降低,娱乐性相对加强。西周射礼中涉及的赏赐活动具有较为严格的等级性,不同阶层的人获得的赏赐物也有极大的差别。另外,周王虽然在各类射礼中赏赐众人的缘由各有差异,但他作为天子射礼的主导者,其所有的赏赐行为皆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其政治权力、维护其统治秩序。

二、西周射礼与军事上的控制策略

1、西周射礼中的军事训练

自武王克商后,西周统治者便致力于扩大疆域并逐步加强对广大民众的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周天子以推行分封制作为政治基础,不断强化其在军事方面的绝对领导权。相较于四方诸侯,周王掌握西六师、殷八师兵力,军事实力十分雄厚,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在此基础上,成王营建洛邑后,将殷八师兵力调度于此,并派遣周公亲自坐镇,经营一方。

而这正好与当时召公率领的西六师相配合,在政治上渐成“分陕而治”之势。继武王克殷后,周公又进行了东征。经过较长时间的经营与管理,新生的西周政权逐渐稳定下来。在内外局势相对平稳的阶段,西周统治者也逐渐开始致力于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相较于夏商王朝,西周时期的学校教育已渐成体系,上到天子,下至王孙贵族都得进行相应的教育教化。而“射”作为六艺之一,是贵族子弟乃至天子必须学习的课程。《静篡》铭文记载了西周贵族子弟在学宫跟随司射静学射的历史事件,在铭文的后半段,周王还组织邦君等贵族举行了射礼活动,以进一步了解众子弟的学射情况并检验司射静的教射成效。

事实上,《静篡》铭文中周王命静引导各贵族子弟学射本质上就是利用射礼达到军事训练的目的,旨在不断提高众贵族子弟的军事素质。

2、西周射礼中的军事战术

结合巫术诅咒之术运用于远古时期部落战争的相关历史记载,我们说武王在克殷过程中实施的诸如射三发、砍头等行为极有可能就是射礼中巫术诅咒性质衍生并流传的体现。其本质是一种军事作战战术,根本目的是为了给予敌人致命性的威慑与打击,以保证战争取得绝对性的胜利,其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西周统治者在开国不久便大封四方诸侯,其分封对象以周室姬姓子弟为主。

正如王晖所说:“周初分封实际上就是把诸侯部族联盟‘公天下’的共同体转化为宗法制下的姬姓‘家天下’,从而大大加强了周王室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封建诸侯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弊端。一些方国自周朝建立便蠢蠢欲动,发展到后来更是时服时叛。周天子为了平衡西周的政治局势,不得不采取或温和或强硬的措施,其中便包括不定期地举行射礼活动。

射礼除了“加强感情联络、促进军事训练”等作用外,它还能够对参加射礼的诸侯邦君乃至未射的四方诸侯进行武力威慑,以达到警示、管控的目的。

三、西周射礼与教育上的人才选拔

1、西周射礼与人才培养

自古以来,学校便是培养人才的大本营。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学校教育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代时期。西周阶段,学校教育又尤其是上层贵族子弟的学校教育己相当成熟,渐渐己有了大、小学之分。周代的男子尤其是王公子弟从很小就开始接受射、御之熏陶。尽管男子的正式学射是在成年之后,但这从侧面依旧能够表明射这门课程在西周教育或人才培养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西周时期,尚文习武之间尚没有严格的界限,再加上宗法制下要求各贵族子弟担负起凝聚宗族、保家卫国的责任,以及分封制下众方国诸侯必须履行镇守疆土、随从作战的义务,这必然要求众王公子弟熟练掌握射术方面的技能。另外,考虑到西周初期诸族环绕林立的历史现状,周天子势必会将人才的培养与军事上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在培养军事人才的问题上,周天子以学校教育为媒介,将射、御纳入教学内容之中,旨在提高众学子的理论知识及武功射艺。

射术除了用于军事作战,在西周社会的其它场合也会有所涉及。而无论射术应用于哪一方面,它对于当时的西周社会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单纯的与礼制中的射礼有诸多联系,二者对于西周的教育以及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射与概念虽不同,但二者却并非完全独立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可算作射礼的构成要素,射礼可看作射的衍生。

2、西周射礼与人才选拔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历史上就已经出现了人才选拔的历史现象。在当时尚无系统的政治机制运行的大背景下,稍显正式的人才选拔莫过于部落首领的推选。而在推选部落首领的过程中,其奉行的基本原则里就已经有了“选贤任能”的因素。诸如黄帝、伏羲氏等人在成为一方领袖前都无一例外地具有一技之长。但作为领导者、杰出的人才,仅有技能远远不够,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拥有高尚的德行。

进入三代社会,朝政更迭,各项制度多有损益。在选拔人才方面在夏、商、西周统治的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里,主要的用人和选人制度采取的是世卿世禄制,它彻底摒弃和否定了选贤与能和禅让任贤的传统。”总的来

说,三代社会在选才问题上推行的确实是“世卿世禄制”,这与我国早期国家特殊的国家结构有关。尽管如此,选贤任能”这一用人原则在三代社会依旧有所体现。事实上,在推行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西周社会,“能、贤”始终是选拔人才时比较重要的参考标准。在西周中后期,选才尤其重视“贤”这一因素。

结语:随着朝代的更迭,也不断发展变化。到了西周时期,射礼的发展趋向成熟,新的时代也赋予了射礼新的内涵和功能。无论是西周射礼中涉及的赏赐制度问题,还是西周射礼中蕴含的军事策略以及人才选拔问题,归根结底反映的都是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强权统治方式,其根本目的皆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稳定,实现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诗经译注》

《周礼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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