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和夏商一样，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古书记载，它兴起于陶唐、虞、夏之际。周人屡次自称“有夏”，可见周族与夏关系的密切，甚至可能是夏族的一个分支。周人始祖名弃，曾经被尧举为“农师”，被舜命为后稷。据《国语》和《周本纪》的记载，从后稷到文王世系大约经历过十五世，且基本为传子制。十五世经历夏商，前后约千年之久，清代辨伪的名学者崔述认为，后稷乃农官之称，不窟非为周人始祖后弃之子，世系遗漏，或有可能。但据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的考证，不窟也有可能指开挖大窑洞的穴居时代，不限于具体一个人。故有两种可能，其一，“失其代数”；其二、误以某一时代的若干世为一世。
后稷从周人始祖弃到文王时代，一般称为先周时期。古书记载，先周时期周人的事迹主要有周族始祖后稷降生神话、不窟失官、公刘居豳、古公迁周原，从而开启了周人翦伐大商的伟业。周人翦伐大商是从文王受命开始的，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太王传位而太伯、虞仲出亡，季历与文王受封牧师、西伯，文王受命与商周矛盾、牧野之战与武王灭商等主要事迹。综据先周时期周人的主要事迹，能够确定的地域主要是古公迁岐之后，即今天陕西扶风与岐山交界的周原地区。故历来认为周人发源于陕西中西部的泾渭二水一带，后稷所居邰地在武功县，公刘迁豳在彬县与旬邑间，古公迁岐在岐山附近。古书所记周原已经被今天的考古所证实，由于出土众多周人的青铜器，故被誉为中国青铜器的故乡。
周文王西周自文王受命到周幽王亡周，共传十三王，起始时间据多学科参与的《断代工程》约为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周武王灭商后不久亡故，幼子成王继位，由周公摄政七年，《尚书大传》评论其功绩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稳固了周初的统治和进行了一系列纲维周代统治的制度构建，从而奠定了西周成康之治的盛世。
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从昭王到厉王，属于西周中期，这是周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十分兴盛的阶段。其间昭王南征、穆王巡游、共王等诸王守成、周夷烹齐成为史家着墨的美谈与大事。但是这一时期国势兴盛的背后，民族矛盾与社会对立也愈发紧张，预示着赫赫宗周衰亡之局。
国人暴动周厉王时期，政治衰败，致国人暴动，王位空缺，由贵族摄政，史称共和行政。宣王中兴局面短暂，随着宣王末年对外战争的失利，中兴的业绩也就成为了过眼烟云。宣王之后，其子幽王继位。幽王时期天灾人祸不断，幽王又淫逸好色，废嫡立庶，终致周亡，历史逐渐进入春秋时代的霸权迭兴的时代。
烽火戏诸侯我国上古时代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与国家机构的完善、阶级和等级关系的变化、氏族传统影响的逐渐削弱密切相关。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这个说法很有见地，它精辟地说明了宗法观念下周文化的特征。周代建立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审时度势，全力推行这两项制度，把周王族成员中尽可能多的人物分封出去建立新的国家。通过分封以扩大周朝影响，行宗法以巩固和提高王权，周代在这两方面部取得了成功。究其实质面言，分封制实际上是宗法制的外延。周朝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宗法观念的烙印。孔于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代文化是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丰富而有文采、因此才被赞成。周对文化、制度进行创新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宗法制度。
周礼在宗法观念下，周人又提出了“礼”。周公治理天下的关键就是制礼。作为礼仪制度、伦理观念的礼，其起源是很早的．然而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来，并把它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准则，则是周朝的事情。与宗法制度、礼等相关联，周人又提出了“孝”、“德”等观念，并使其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制度和观念对于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都要追溯到周代才能弄清楚其源流和实质。
西周宗法制社会结构方面周朝也很有特色。它既和原始氏族时代以及殷商时代有别，又与秦汉以降不同。周朝在政治上注重的是“分”，而不是“合”。分封是这样，宗法制也是如此。拿宗法制度来说，它强调了从强宗大族里繁衍出数量众多的支系小宗，这些支系小宗再繁衍出下一个层次的支系小宗，从而形成连锁式的分裂增长。就周朝独具特色的井田制度来说，其基本特点依然是“分”，即分别出公田和私田。假如和商朝的社会结构相比，周朝的这个特点就更加明显。商朝注重自身力量的发展，靠自己的凝聚力形成方国部落联盟。这种结构形式可以说是内聚型的。周朝比较开放的社会结构使它比夏朝和商朝具有了更强的实力。
夏、商时期，都、邑的数量很少，到了周朝则数量巨增，呈现出星罗棋布的状态。在周朝，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殷代的甲骨文目前仅集中出现于殷墟一地，而周朝的青铜器铭文则散布四面八方。周朝比较开放的社会结构大大推动了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古代方国部落的闭塞状态。周朝之所以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与这一点是很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