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蕙孙（—），谱名厚滋，字佩韦，祖籍江苏镇江，是晚清甲骨文的发现者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嫡孙，甲骨文研究的开创者、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外孙，20世纪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化史家，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宗缘硕学，受业名师辛亥革命后，刘蕙孙与其父母一起随外祖父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其间，罗振玉以学者的身份得到了京都大学的关照。当时，日本学术界知名的东方学教授，如内藤虎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经常到罗家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讨论学术问题。因刘蕙孙是罗的外孙，且天资聪颖，为长辈所珍爱，所以也常常静静地坐在外祖父的身旁。虽然年纪尚小，听不懂所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是那种恬静严肃的学术氛围，已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最初的印象。据他后来回忆：教他学会第一句日本语“早安”的人，就是当时常到罗家旁听学习，后来成为京都大学教育总长的羽田亨教授。年，罗振玉由日本回国，刘蕙孙仍随住外祖父家。先由罗振玉教认了一些字，读了二、三行的《三字经》，算是开了蒙。次年，罗振玉又亲自请回了一位擅长桐城古文的安定先生，教他作文。年，刘蕙孙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的金石学与考古学家马衡教授，专攻金石考古之学，在甲骨、钟鼎及各种古器物的研究方面，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而后又得到了沈兼士、胡适、刘半农、熊十力等著名学者各种方式的指教。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学习毕业后，由沈兼士介绍，任北平研究院历史所编辑，在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的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其间，因精通日文，日本汉学家来北平访问顾颉刚，交流学术，就多由他担任翻译。久而久之，不仅学识大为开阔，而且也与日本汉学界建立了频繁的学术联系。年初，由顾颉刚提议，刘蕙孙出任冀察古迹考察团团长，组织开展冀察田野考古工作。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研究院被迫南迁昆明，冀察古迹考察团亦自行解散，成员各奔东西，他则滞留北京。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抗战时期，刘蕙孙开始转入教育界工作，先后任私立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讲师、副教授，辅仁大学史学系讲师，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杭州三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等。其间共开设主讲了“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文学概论”“作诗法”“陶（渊明）、谢（灵运）诗研究”“《周礼·考工记》研究”“金石学”“佛典文学”“外国汉学研究”“日语”等课程。年，由顾颉刚推荐，刘蕙孙来到福建工作。历任福建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历史系教授。诲人不倦，立言弘博刘蕙孙教授从教五十多年，共开设过30多门课，足见其知识涵盖面之广。凡是有机会聆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为他的学贯古今、讲述生动而啧啧称道。到晚年时，由于高度近视，几近失明。虽坚持上课，但无法板书，偶尔为之，也只能在鼻尖几乎贴着黑板的情况下完成。因此，他晚年上课，以讲授为主。常常是低沉的带着江苏口音，半闭着眼睛，慢慢点头吟诵着一段段的《周易》《左传》《史记》《说文解字》等有关内容，其博闻强识，令人惊叹，被誉为“活卡片”。尤其是讲授“先秦史”“古文字学”“史料学”“中国文化史”等课程，更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且时有诙谐幽默之语，使学生们能在不知不觉中感悟受益，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人们常说：治学者不一定教学，但教学者，一定要治学。因为“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综观刘蕙孙教授的一生，正是在数十年教学的过程中，博览群书，潜心研讨，遍涉了考古、金石、历史、文学、哲学、文化学、经济学以及部分自然科学等范畴，取得了令海内外瞩目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先秦史、金石考古、古文字学、《周易》及太谷学派研究等方面，造诣最深。他在自编的《刘蕙孙学术论著目录提要》“写在前面”的话中曾这样写道：“我一生基本以教书为业，除去为朋友代课教过3个月中学外，其他均在大专院校误人子弟。在旧社会，要吃饭就得多教书，多开课，故而拉得很广，文、史、哲、经济都有沾边。这样当然不能深入，为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所不取，但有弊必有利。因为牵涉面广，就有机会互相印证，因彼及此，往往也看到专家所看不到的问题。在教课中，往往有一得之愚，也就把它写成文字。一年写几篇，几十年也就凑了不少。虽不一定对，但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虽多谦逊之辞，实多切其实际。他的一生，共撰写出版了9部专著，发表了多篇论文。其学术建树，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先秦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刘蕙孙教授擅长利用甲骨文和金石学的材料治史证史。如《司徒、司土与司社——与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院院长伊藤道智教授商榷》一文，根据甲骨文，考定了商周司徒之官，最初仅是掌管公社事务的官，而不是管理土地的官。《宗周和成周》一文，则提出“成”字在古文字中，是由一把斧头和一个据点所合成。成周的“成”字，当是“武装的根据地”之义。罗振玉所解释的甲骨文“城”字，当为“垣”字之误。年，该文在《人文杂志》上发表后，被当年的《中国史学年鉴》评为：“一篇具有独特见解的杰作”。（2）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刘蕙孙教授对于《周易》的研究，既承家传，更有创获。自年他在《中德学志》发表了第一篇专门研《易》的论文——《易学象数别论初衍》后，共有10余篇的专论问世。特别是继承其父刘大绅先生未竟残稿《姑妄言之》而续成的《周易曲成》一书，有着完全不同于其他研《易》者的解《易》方法。该书侧重于《周易》“蒙以养正”的作用，提出读《易》之方，“首当辨先后天”，应该用王弼“得义忘象，得象忘言”的办法去探寻其本义，卦象爻辞，密切结合，相互发明，以达到“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目的。另有《〈周易·序卦传〉爻象变化规律之试绎》一文，仍以就言寻象，就象求意，曲成求其规律的方法，《周易》序卦次第问题贯通了。这是《周易》研究史上的一大突破，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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