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年12月5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许多“现代私塾”在全国各地出现，其中又有许多私塾着意让学生穿汉服、行官礼，以此作为学习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作秀，没有抓住国学的要义。我不赞成这样的看法。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从青少年教育的需要来看，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克己复礼”。
儒学只是国学的一个部分，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逐步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礼”成了古代中国政治理念的一个核心概念。“礼”，指的是社会关系的规范，具体是指礼仪、礼节，包括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人际交往的行为方式、言行举止、仪态服饰等等各个方面的规矩、规范，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礼治”社会，“礼”实际上就是社会政治关系的基础和内核。可以说，儒学的“礼”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本方面，“礼”的精神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中。
“礼”带来了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文明，就像孔子对周礼的描述那样：“郁郁乎，文哉！”它在某些意义上曾经代表了中国文化崇高和美好的一面。比如注重寻求生活的道德意义，比如重视人伦亲情，等等。同时，其自身也存在种种弊病，比如扭曲人性，束缚人的创造力，等等。随着近代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封闭的国门，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弊端的认识更加深刻。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始，特别是经过“文革”摧枯拉朽地破旧立新，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彻底否定，其基本的形式也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今天，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发现，谁也不能想当然地建立一种社会秩序、社会关系。建立市场经济秩序也是一样，我们不可能脱离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基础。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必须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那么，物质生产方式的进步总是伴随着原有传统文化在革命性变革基础上的“复兴”。实际上，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本身就遵循了这一规律：他的学说本身就是在阐释周礼，他就是在“复”周礼。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此后西方社会的发展进步，始终伴随着文化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思想资源的重新整合，从而使之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动力。中国的现代化必然如此，如果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表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必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事实上，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呈现着某种程度的“礼崩乐坏”状态，旧的社会关系规范失去了调节和控制社会生活的能力，而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从现实看，在我国社会，特别是在青少年中，不仅缺失“礼”的精神，“礼”的形式也迫切需要学习。过去人们常说中国的文明礼仪之邦，而现在似乎我们只能从日本、韩国的影视作品中看到那样的“礼”，“无礼”成为我国社会道德滑坡的一个体现。在日韩剧中，子女早起向父母问安：“睡得好吗？”，放学下班回家会说：“我回来啦！”而中国的孩子对父母不打招呼，不高兴就乱吼乱叫的。韩剧中年轻人结婚时都要着韩服、对父母行大礼，寓含的道德意义很美好，也很有教育意义。“克己复礼”就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型，使之形成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时代形式，从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说，近些年来中国出现国学热正是这一客观规律的体现，正在预示着中国文化的在革命性变革的基础上的复兴。
在孔子看来，“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礼仪、礼节作为外在形式必须体现礼的内在精神，设计礼的目的是贯彻其内在精神，但内在精神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只有建立起礼的形式，并且借助这些形式，人们才能贯彻礼的精神。人们必须“克己”，即对自己的言行要有所克制，从而“复礼”，即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在《礼记·哀公问》中，孔子指出：“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比如说“别父子之亲”，子女不仅要在内心里敬爱父母，还要学习和践行足以体现孝的精神的形式，与父母见面必须问候、行礼，对父母说话要恭敬、温和，等等。反过来，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也必须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形式。没有这样一些具体的形式，孝和慈的精神就无从体现，如何创造一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别父子之亲”的礼仪形式，为道德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建设所迫切需要。
“克己复礼”关系到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它需要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包括细节来着手，服饰也是一个不可谓不重要的环节。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南怀瑾一生走南闯北，不管到哪里总是一身长袍，他曾经说：“衣冠文物素来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代表日本文化的和服实际上是我们三国时从吴地传到日本去的，舶来品尚且成为他们的国粹，而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在当今社会逐渐丢失。”服饰不仅“文化含量”很高，其实它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他首倡的“中山装”功不可没，对晚清后社会生活的影响极为重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服装潮流的演变也几乎与社会进步同步，近年来中国公众中流行唐装，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对国学热兴起的一种呼应。如果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需要古代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兴，那么其形式的复兴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无疑，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礼的精神要有发展，礼的形式也会有变化。当今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法治社会，“克己复礼”只能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一个补充。特别重要的是，在建设法治社会、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礼”必须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为底线，以在有利和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和谐和道德完善为目标。一方面，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礼的许多仍然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传统形式应当加以恢复和保留，这种恢复和保留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文化在复兴中发展，我们还必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扬弃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不适应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的传统，创造现时代新的内容和形式，以满足创造新生活和提升生活质量的需要。作为社会文化和道德建设的一方面力量，国学研究和学习者，有责任对“克己复礼”发挥积极作用。（配图来自网络侵权即删）
料在知谢谢您的认真阅读????